《罗马全面战争之异世帝国》帝国公爵“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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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获释俘虏的这一切反应，照心理学的说法，便是由于所谓的
    “人格解体
    “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
    “及
    “反馈机质
    “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
    “。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
    “本能驱策力
    “而造成的
    “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
    “事实
    “，而非一
    “信条
    “。谨防将
    “价值”一词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我所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现的。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
    “存在的挫折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
    “驱策力
    “与
    “本能
    “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
    “痛苦
    “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
    “痛苦
    “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
    “存在的挫折
    “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
    “，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
    “存在性失望
    “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
    “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
    “hy
    “
    “ho
    “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
    “与
    “还应该完成
    “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
    “与
    “应该成为什么
    “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我认为我们如果以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
    “生物学上称为，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除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我所称的
    “心灵动力学
    “--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
    “意义
    “，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
    “人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对正常情况中的人才是如此，其实对于精神官能症病人甚至更加确实。
    “存在的空虚
    “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
    “人
    “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人类历史之初，
    “人
    “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它们的生命安全稳固。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作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存在的空虚
    “所表现最主要的现象是无聊厌烦。现在我们可以领悟叔本华所说的，
    “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
    “事实上，现时代中所兴起的无聊厌烦感，比起灾难疾病要给精神科医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必定会日益增加，因为自动化机器不断进步，使一般人增多了闲暇的时间，但可怜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要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来作些什么?我怀疑一个医师是否能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因此，我们不是问生命的一般意义为何，而是问在一个人存在的某一时刻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为何。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
    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
    “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
    “Self-而非自我实现Self-。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