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全面战争之异世帝国》帝国公爵“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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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
    “自我实现
    “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
    “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变成
    “世界评价
    “，因而瞧不起世界。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这个终极的意义，必超越并凌驾于人类有限的智能之上！在意义治疗学中，我们就称之为
    “超越的意义
    “。人所要求的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是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
    “意义
    “比
    “逻辑
    “更加幽深。使得人生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除痛苦之外还有濒死；除疾病之外，还有死亡。但是我愿意强调，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在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然而，凡存在过的，会永恒地存在，因此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解救及被保存起来。如此说来，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因为每样事物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所以人必须不断地抉择，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何种抉择可成为一种不朽的生命痕迹?在任何时刻，人都要决定不管是因而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什么样的事物，将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人通常只注意到
    “短暂性
    “所余下的残株败梗，却忽略了过往所带来的丰盈谷仓于其间，他收藏了那曾属于他且永远属于他的言行、喜乐及痛苦。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毁灭，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废除。存在过了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意图什么东西，反而会使愿望落空。快乐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副作用或附带产品，如果将它视为目标则会消灭或破坏了快乐。基于上述两顶事实，即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出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
    “的技术。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集体性的神经官能症，同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疗法以应付之。现时代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
    “存在的空虚
    “。
    “存在的空虚
    “是一种个人性的
    “虚无主义
    “，而虚无主义可界说为
    “生命没有意义
    “。如果现时代的心理治疗学无法脱离虚无主义哲学的撞击与影响，那么充其量它只代表了集体性的症状，而没有治疗的效果。这种脱离不了虚无主义的心理治疗，通传给病人的并非真正
    “人
    “的图像，而只是一张漫画而已，虽然它不是故意这样做。当然，人是
    “有限
    “的，因此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但是人并非具有脱离情境的自由，而是面对各种情境时，他有采取立场的自由。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活着而已，他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我简直无法想像会有一个人是完全被制约住而没有丝毫的自由存留。因此无论是神经官能症甚或精神病患者，都会有残余的自由，不管所存留的自由有多少。事实上，即使是精神病，也不能触碰到一个人最深的人格核心。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
    “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
    “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
    “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
    “人
    “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
    “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
    “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保留它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
    那些烈士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
    险恶的环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伦理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