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328新的学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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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报和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学子之间的公开辩论越来越多，书院不得不将学子辩论从明道堂中移出来，而专门辟置一间“思辩堂”，供学子参辩。
    不仅仅是学子们，书院的夫子们也在学术交流和争辩中审视学问。明道堂的学术辩论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热烈，许多知名硕儒都汇聚到京城，在明道堂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汇聚在书院的大宋顶尖学者们辩论交流。
    而明道堂也成了大宋学者们心中的“稷下学宫”——各种学说学术争鸣辩议的殿堂，不拘有没有名气，只要提辩的观点通过明道堂的审核，便能布告召辩，公讲于堂。很多新颖的学术观点便是通过明道堂宣扬开去，而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也很可能因为一堂学术的阐发而迅速扬名。
    在这种学术交流的氛围下，很多没有明确学派、或是兼修几家之学的夫子们渐渐形成了一种杂合学派，有些是从争辩中获得启发，有些是从新学科的授学中获得明悟，有些是萌生出对事对物对宇宙的新思考……所谓物以类分，人以群聚，这些杂合学派的夫子和学子便形成了一个群体，拥有了类似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一个学派萌生了。
    这个学派最先表现出来的核心是格物致知——穷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自然之理当然也在万物万理之中。书院的算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工械等格物学科都在格物致知的范畴内，这些学科的夫子和学子大多成了新学派的倡导人物——易学大家邵伯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个学派被称为“理学”。
    卫希颜书了“理学”的题幅给邵伯温，很恶搞的抢了程朱理学之名。不过，“理学”之名其实是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统称，狭义是指程朱理学，而在时下大宋，却的确是个新学派名。
    名可秀认为“理学”这个名起得好。——道即万事万物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究万物之理，而达大道之本。具现在“理”上，上为天人之理，中为道德性命之理，下为格物之理。
    名可秀解释道：“天人之理是‘究天人之际’。孟子认为‘天人合一’，即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紧密相关，以‘我’去释‘道’——‘尽心，知性，知天’……”
    卫希颜心道，这就是以主观去解释客观嘛。
    “董仲舒是孟子‘天人合一’学说的发扬者，他以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的关系，得出五行‘贵阳而贱阴’，并认为这是天道的体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之论用于人道，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人伦之说。”
    卫希颜噫了一声，想起她在朱雀书院开学致辞上由名可秀指点过的那篇发言稿，不由嘿然一笑，“如此说来，要想动摇阳尊阴卑之伦俗，还得从天人之道上去寻理？”
    “不错，” 名可秀也笑了一笑，说，“任何一种学说要想广流于世，都必得有根基，而天道便是最大的根基。——不攻此处，则世俗难移。”
    接着，她又道：“汉儒之前，并非所有的儒者都认为‘天人合一’，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天人相兮’。荀子便是代表人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即是表明天和人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她沉吟着道：“若要攻击董仲舒的学说，一则以阴阳平衡的天道驳‘贵阳而贱阴’；二则以天人相离之学说，力证人即人，天即天，男女尊卑非是天道——这更难。”
    卫希颜微微点头，与名可秀一起久了，她对这些古代圣贤的学说也泰半有了解;重生之蜕变。这些圣贤人物在后世是被称为哲学家的存在，而这些古代先哲们谈天说地时，总不离人，总不离伦理，是以用“天道”来说“人道”，又以“人”来为“天地立心”。——要想将天道和人道分割，难之又难。
    其他且毋论，从哲学范畴来看——卫希颜不是哲学家，对哲学也毫无兴趣，但大体知道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词义，以她这点哲学常识来认知，中国古代先哲们论证“天人之理”都不是单纯探究自然之道，而是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人事的意义，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就很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自然只是为了说明物质的构造和自然的本原，很少把对自然的解释和人事纠结在一起，可说是为知识而知识。当然，他们也研究人，但对自然的探讨并不是以人为中心。
    现今凤凰书院的译书馆已经翻译出大食文译写的一些泰西哲学著作，从中就能看出与中国先哲们的相异之处。
    在宋儒眼中，泰西人是为了格物而格物，此为下道也。
    名可秀并不忽视泰西物学，但她也对卫希颜道：“究天人之理是大道之上，而格物之理是大道之下。泰西之学致力于格物，华夏之学致力于致知——人之道德。前者作用于事，而后者作用于心。这就好比你说的技术与思想之关系，技术不进，则国弱民贫，但思想不进，则人无道德信仰，必陷物欲迷茫之困。”
    卫希颜不由点头。
    名可秀继续道：“所以‘理学’之二，必得研索道德性命之理。——国朝儒者善谈道德性命，此由王荆公而起。”
    王安石为什么谈道德性命？——为矫世变俗。
    王安石提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
    并阐释说：“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
    把道德纳入人心，认为人人皆有这个道德，而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道德。《诗》、《书》只能循而达，不能夺其道德。所以经虽亡，而道德仍存于人心。由此推及，人们应该尊重道德高尚的人，即使天子也应如此——“若夫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而以道德性命教化天下，则“得所以教，则虽嚣凶之民，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善其心之用也”。
    又说“命”，不独是个人的贵贱死生，当含“万物之兴废”，个人之命系于国家，是以国兴则命兴，国衰则命弱。——其“命”之说，成为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国不富，兵不强，民何安之？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以国家敛财为主，即使掠夺民利也在所不惜，盖因人之“命”系于国，为了国之富，暂时可夺取黎庶之利。
    而司马光则反对王安石这一论说，提倡“国富民安”，国要富，但不能乱民生，而“人命大于天”，不可因国富而损黎庶之利。
    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儒学中的经世功利派与道德治国派从学术分歧到政治分歧的斗争。
    而之后兴起的二程洛学，因未能进入朝政核心，其道德性命学说便绕过政治，专究性理致知。
    二程正式提出了“天理”概念，并将天理赋予新的内涵，称天理即是“三纲五常”。这又比董仲舒的学说更进了一步，名可秀嗤道“非为天理，而是荼毒之理。”
    当年董仲舒提出“天道贵阳而贱阴”，以“君、父、夫”为天之阳面，“臣、子、妻”为天之阴面，以此确立君权、父权、夫权；并又引申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置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准则。——从而为“三纲”、“五常”赋予了天道外衣。
    然董仲舒的学说毕竟是间接地以阴阳来论证三纲和五常，而二程的“天理”学说则是直接将“天理”等同于“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即“天理”;恶龙法则。
    如果说，攻击董仲舒的学说可以质疑其阴阳学说，但按二程的天理学说，质疑三纲五常即是质疑天理。——谁敢质疑天理？
    “此等‘天理’若行之大道，则纲常不可撼动矣！”名可秀眉锋冷凝，说道，“二程学说多有可取处，唯‘天理者，纲常也’绝不可取！”这也是名可秀在朝堂和官方学术上“扬王抑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只是遏抑还不能动摇纲常之说，毕竟程氏之论有董仲舒之根基。——若是一个学说无法推翻，就只能湮灭，用新的阐释淹没它。”
    名可秀眼眸深深的一笑，“所以，要有一个学派，建立新的学说。学派攻学派，方是正理。只要有争辩，就会有质疑。即使湮灭不了，搅浑水亦是好的。”
    卫希颜笑着点头，“是极，是极。只有搅乱了固有的，才能将新的打进去，再慢慢扶植起来。”
    名可秀扬眉一笑，接着道：“说了‘天人之理’，‘道德性命之理’，其三，就是‘理学’‘格物致知之理’了。这个‘格物致知’与程学视为核心的‘格物致知’不一样，这个‘知’，不是道德，是认知，是原理，具现为技，则用之于物，而惠于世。”
    卫希颜点头，如果说理学的“天人之理”和“道理性命之理”是哲学和道德范畴，那么理学的“格物致知”就是指自然科学。
    “泰西学的论证方式与墨家墨辩一派、先秦名家的‘正名实’之法类似，而儒学则讲究‘以心尽性’，二者各有所长。不过，墨辩和名家的正名实之法于格物致知有其独到处，衰落实是可惜……”
    名可秀说着，眸光扫过书案上的《墨辩》、《名辩集》二书，继续说道：“如今理学既立，墨学、名学之长亦应取之。——自宋以来，大儒者莫不以老子、佛家之说印证儒理，既如此，墨、名等诸学之长未必不能取之。”
    名可秀说的墨辩是墨学的一支，而名家则是先秦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核心的一个辩论派。
    墨学在先秦时代和儒学同称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墨子逝后，墨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墨家中的武者，成为游侠，称为“墨侠”；另一支被称为“墨家后学”，又分为“墨辩”和“墨实”——墨辩注重认识论、逻辑学，著书立说，与人辩论；而墨实则注重实践，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凤凰书院的物理科和工械科的课本便编自于墨实的《墨经》；而格物中运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则来自于墨辩的认识学、逻辑学。
    名家的学说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学。“名”即概念，“实”即事。盖因战国时期动荡，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提倡“正名实”，强调事物应“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物合乎名家所说的道理。因其辩证推理性极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