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328新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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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蛮荒生存手册。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综]阿飘穿越记。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毒爱之弃后重生。”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学的“知先行后”南辕北辙，完全是对台啊！
    而最不为所动的，当属宋藻、朱跸二人了。
    不过，这两人本就是名派官员。
    在同属名可秀阵营的官员中，学派很杂，像丁起倾向王学，赵鼎倾向洛学，陈旉倾向温学，也有师从张载关学，苏派蜀学，吕大临吕学的……但追随名可秀日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学术政治的影响。
    其中，又以出自名花流的官员为甚，如：礼部侍郎宋藻，京卫营都统制姚仲友，军器监少监沈元，兵部郎中谢有摧，邢部郎中方显朴……论学术造诣又以宋藻为最，成为名可秀推行学术学说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她将宋藻安置进礼部，便存了推行学术之心。
    宋藻唇边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端然道：“这‘行先知后’倒是有些意思，不过，与时下之论颇有不同啊。”
    朱震、许景衡、何涣暂压怒色，且看这学堂都斋怎么说。
    章舜举一脸谦和，神色从容道：“关于知行之论，各家均有观点。不过，对敝学堂学子而言，‘行先知后’较为相宜。——便如各家书院，教义不同，所授学说亦是有差异的。”
    像洛阳的伊川书院，嵩阳的明道书院，便是分别以二程——大程伊川先生程颐、小程明道先生程颢——的学说为教；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前是杨时的讲学之所，主要讲二程和杨时的学说；伊川的横渠书院，则是主讲张载的关学……这样的书院不少，尤其近年来，属于程学派的地方官员和大儒纷纷开办书院，宣扬程学，意图与王学争夺官方学术之位，使得这种讲授“异学异论”的私学越来越多。
    像凤凰书院，被时下儒生称为“集天下学说之地”，就是最大的“异学异论”宣讲地——几乎各派学说都能在这里找到传扬者和拥随者。
    由于学说太多，反应在对经义的诠释上便有不同，执讲夫子学派不同，宣讲的释义便不同。于是凤凰书院索性将各学派对同部经书的不同诠释集中刻印，比如一部《周礼》，正解是王学注疏，而附解也有洛学、温学、关学的释义，如《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道德经》、《墨子》等典籍均是如此。
    这些集合了各家释义的经刻本刊行坊间，被坊间书局称为“凤凰刻本”，士人争相购置收藏，即使不赞同别家学说，但知己知彼，了解别家学说才能印证己方之理。
    对于夫子们而言，讲学时也更方便了，按自己接受的学说，或讲王学注疏，或讲洛学、关学、温学注疏，在讲授自家学派释义的同时，还不忘抨击一下别家学派的注疏，言辞往往激烈……使得课堂颇为“活跃”。
    这种新颖的经注方式和自由的授讲学风，给了学子们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也促使他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究竟哪家学派的释义才是最合圣人道理的。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景况：很多学子并没有全然接受一家学派的释义，而是此句信王学，彼句信程学……甚至只要是有道理，便不拘哪家学说;摄政王妃很磨人。——这对考试并无影响，只要所答释义是书中标注的，均可得分。
    渐渐的，便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杂合接受了各家学说，甚至自己思考，对各派注解都提出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