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二章　动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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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
    陈诚的大名倒不愧是“诚”，在不经意之间，竟把他们的用心透露了。这不分明是要我做个傀儡！
    地位是不必计较的，工作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傀儡呢？
    五、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
    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陈诚请吃中饭，我在头一天晚上得到了通知，但奇妙的是同时请了黄琪翔，却没有请周恩来。我揣想：这里可有什么文章。于是在六号上午过江赴约的时候，我把阳翰笙也拉着一道去了。翰笙的职务是商量好了的，万一我做厅长，他便担任秘书。在这一天呢？更是要委屈他，担任我的耳朵了。
    到了陈诚的公馆，果不出所料，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而是召开第一次的部务会议。除掉恩来之外，所有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都到了。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总务厅长赵志尧，第一厅长贺衷寒，第二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加上身份未明的翰笙和我。
    在吃饭之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康、刘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成，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于军人的侮辱。他说，他以警备司令的资格，以后要严加取缔。
    在吃饭之后，正式谈话要开始了，弄得我有点进退维谷。我同翰笙商量了一下想先退席，翰笙主张听听他们的高论也是好的。结果我们留下来了。
    先颁发了几张油印文件，其中有一张是《政工人员信条》，这是我初次在武昌和陈诚见面时，替他拟的，据说得到了“最高”的批准，决定作为一般政工人员的手则。在这里的第一条，明白写着这样的规定：“在彻底从事抗敌救亡的原则之下精诚团结，全体人员不得以个人或所属党派利益为本位，从事个别活动。”这在当时是国民党的正式文件承认各“党派”的第一次表现。但在另一张文件（名称仿佛是《政治部组织大纲》）的前文里面，却特别强调着“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我看见了这三个“一”，弄得来更加如坐针毡，浑身都在发烧，差不多快要光火了。
    会议开始了。部长，副部长，秘书长，总、一、二厅长都说了话，但只是报告了些筹备上的经过，倒也并没有什么“高论”。顺次轮到了我，陈诚便请我说话，我也就只好发言了。
    “首先要告罪，”我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我这样一说，弄得陈诚满脸通红。
    “因此，”我继续着说，“我并不是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来说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
    我在这样的冒头下边，承认我自己在精神上并没有做到接受这个任务的充分准备。
    “宣传工作，”我继续着说，“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来说，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有不少的专家来参加，决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
    康泽、贺衷寒等人在面面相觑。
    “因此，我以朋友的资格，”我又重说一遍，“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我把话说完了。陈诚说都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接着，会也就散了。
    六、逃走
    自己实在是不愉快，今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在那儿耍手段呢？
    当我们回汉口，坐在轮渡的舵房窗口的时候，我对着翰笙，把自己的意思说明了。我在当天晚上便要往长沙去，请他把开会的情形去告诉周公，希望也把我的意见向他说说。
    他们今天既是召开部务会议，为什么不先向我们说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一点。既开部务会议，为什么又不请周公？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二点。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三点。
    要我担任第三厅厅长，我的要求是，至少应该争取到这样三个起码的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今天，这三项一项都没有提到，没头没尾地便把我拉上台，这倒类似乎强奸了。
    我担心去见了恩来，又会被朋友们挽留下来，便决意不去，只请翰笙一个人去。
    翰笙也赞成了我的这些意见。他说：工作是要争取的，但绝对不能苟且。他相信，周公会同意我的意见。假使我去长沙，翰笙说，他自己也想回四川去省亲去了。
    我们在日租界分了手，我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我立刻收拾着行李，十万火速地准备出发，就生怕有人要来捉拿我的一样，弄得立群和苏君都有点诧异了。
    我只对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然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那时候，希夷已经上前线去了。同住在二十六号的虽然还有不少的人，但我向谁也没有告别，便径自走了。就只让立群和苏君两人送我。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过了江，又到了徐家棚车站，时候也依然是黄昏。回忆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广州到达这儿，不知不觉地便过了一个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
    我已经上了车，从窗口上望过去，看见月台的那一边，翰笙和李一氓跑来了。我还有点担心：他们是来挽留我的吧？怕要把我拉下车去。但我的靠着一鼓作气的逃跑，实际上已经有点回旋的余地了。我同立群的感情早已到了难于分离的程度，我这次一个人跑掉，看见她那沉默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有些忧郁的。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
    翰笙们跑拢来了。
    “呵，好得很，我们还怕赶不上呢！我们是到过太和街的。”
    他高兴着这样说，隔着车窗递了一个字条给我。那是周公写给我的：
    “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当我把字条看完了的时候，翰笙又在窗外接着说：
    “告诉你，我也很快就回四川去了。假使明天有船，就在明天。”
    开车的哨子响了，大家都愉快地和我握手。立群也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但她却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