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二章　动荡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最新章节目录
   一、到了武汉
    粤汉路的火车，费了三天三夜把我们驮到了徐家棚车站。那是九号的傍晚。在昏茫中胡乱地接受了汉口的一家小客栈的招贴，受着接客先生的领导，渡过了江。
    客栈小，已经人满为患，但在楼上却替我们通融了一间大房出来。鸦片烟的臭味，麻将牌的闹声，神女们的惨笑，这些倒很协调地在奏着美国式的爵士音乐，整夜向我们围剿。然而武汉已经是抗战的心脏了！
    第二天和警备司令部通了电话，并打听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出乎意外地更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我同时和两个办事处也通了电话，周公（恩来）在开会，接电话的人要我到下午三点钟再打电话去。希夷接到电话，却答应先来看我们，叫我们在客栈里等。
    不一会儿放了警报。当时的汉口，对于一般市民还没有防空设备。预行警报中，街上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乱跑，但大抵是跑到江边或郊外空旷处去躲避的。不高兴躲的人，也就根本不用跑了。我们也没有跑，一直把客栈房当成了防空壕。在紧急警报放了之后，只有这时，全市是悄静无声。我为了好奇，曾走出骑楼去望了望，受到街上防护团员的干涉。这干涉可非常严重。不一会儿防护团员集中了好几个人，涌进楼房里来了。
    来势凶猛得很，大有非把我逮捕起来不可的冲劲。他们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只差没有说出口来，而我却替他们说出了。
    “你们以为我是汉奸，在骑楼上跟敌机送信号，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说！”一位承头的中年人，抓着我的左手膊，摇了我好几下。
    跟我同来的苏君，他着急了：“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礼，这是郭副主任！”
    “副主任？什么副主任？”承头的仍然不服气地问，不过气已经有点软了。其他的人更失掉了初来的勇气，有的已经在朝门外退。
    “什么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你们忘记了？”
    这是北伐当年的旧官衔，就和“死诸葛”骇走了“生仲达”一样，这旧官衔却骇走了防护团。北伐当年的总政治部，在武汉是有过威风的，我在当年也常常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这几位准备来抓我的人，说不定都听过我的讲演。于是他们起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变，开始向我道歉起来了。
    这样一来，倒弄得我有点难乎为情。本来是我做错了事，反惹得别人来道歉。
    二、“委屈”
    警报解除后，希夷来了。
    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是在南京见过面的。那时候在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经过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是就绪了。他的办事处才成立不久，但说不定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不久便要上前线。
    我问到他：陈诚这次找我来是什么意思？
    “不外叫你做官吧，”希夷回答说，“把你羁縻着啦。我们去找找周公，他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
    “我刚才打了电话去，接电话的人说周公在开会，要我三点钟再打电话去。”
    “那怕是接电话的人不知道你。……不过，他们确实是很忙的。那么，我们这样吧，先去看看黄琪翔。”
    我便被希夷拖着到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去见到了黄琪翔。由于他的陈述，我才戳穿了一个闷葫芦。
    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这实在委屈了你，”黄琪翔好像已经做了副部长那样，很客气地说，“陈诚的意思原想设三位副部长，但‘老头子’说别的部都只有两位，政治部不好设三位。不过另外还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便是一方面聘你做指导委员，这样表明你的地位是在厅长之上。我自己呢，”琪翔接着说，“可能要兼第二厅的厅长。”
    “要说委屈，倒委屈了你们啦。”我回答着，“地位我倒是满不在乎的，你们能保证有工作做吗？”
    “你做厅长当然有工作了，倒是副部长是空架子呢。”
    “做卖膏药的工作？老实说，我实在是做够了。问题是能不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
    “慢慢来吧，今天还不敢怎么说。假设我做了第二厅厅长，我相信和你的宣传，准定配合得起来。”
    “不过我可相信，第三厅厅长可以让我做，第二厅厅长决不会让你做。”
    “现在恐怕还说不定……”
    “老郭的话是对的，”希夷接过去说，“我也是敢于相信的。假如‘老头子’会让你做第二厅厅长，他为什么不让你或者恩来做政治部部长呢？你在保定（军官学校）不是做过陈诚的老师，恩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原祖吗？就让老郭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叫陈诚来做呢？”
    “你们都未免太理想了一点，”黄琪翔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其实已经是进步了，比起陈立夫做第六处处长来啦！”
    这话在当时是谁也不好否认的。第六处便是新政治部的前身，那也是抗战开始后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边成立的机构，现在又要改为政治部，由陈诚来代替陈立夫了。这在当时，倒的确有点像，不仅换了汤，而且换了药。作为药的成分不是连周恩来和黄琪翔都要加入了吗？
    从璇宫饭店出来之后，希夷要我们索性搬到他的办事处去住，我们自然是很高兴的。于是便从小客栈移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三、“一道去挤”
    晚上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公的房间里，看见了周公、颖超、王明、博古、林老和董老。
    王明是第一次见面，博古三个月前在南京见过一次，其他都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十年后又能在武汉重见，的确算是一个奇迹了。
    这儿和新四军办事处只隔一两条横街，同在日本租界里面，原是日本人的一座什么洋行。但只有这儿的情形完全不同，空气是十分紧张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忙着工作，没有看见一个闲人。
    大家热烈地叙了旧情之后，便谈到了恢复政治部的事情。
    周公所说的情形和黄琪翔所说的差不多，但他说到第二厅厅长来却和我们的见解相同。他说，那是不会让黄琪翔或其他第三党的朋友兼任的，可能落在范汉杰或者康泽的头上。——这推测是准确的，隔不了好久，康泽果然被任为第二厅厅长。
    我在那时，表示了我不愿意干的意思。我首先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其次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
    我这些话却受了批评。主要是王明表示了意见。他说，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撄。能够在两方面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感需要，还少了一点。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是不成问题的。
    这样的话，虽然说得我无法反驳，但我并没有到心悦诚服的地步。我只漠然地感觉着工作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反动派的顽固，我是领略够了的。北伐期间我领略了两年，抗战以来也领略了四个月，冰炭要想相容是可能的吗？而且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敌当前，日寇的顽固，我更是前后领略了二十年来的。我们的工作假使没有效果，要受历史上的批评。
    周公说话了。他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接着是另外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四、傀儡的试探
    南京的国民**，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新华日报》创刊了。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是在变。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似乎又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
    当然，我是尽量地领教了各方面的朋友们的意见。使我感觉着有点惶恐的，大家的意思差不多都一致地认为时局在逐渐好转，而我的退撄是大不应该。我们平常在批评国民党的关门主义，今天在打开门了，而我们却不肯进去，这不是授国民党以口舌，让他们再关上大门吗？就再低一点的位置都要就，千万不应该考虑到地位的高低！
    我受着这种进步意见的促迫，实在不应该再有二句话好说。何况第三厅厅长的位置何尝低！据说厅长的官阶是中将，这在别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标榜着“救亡工作者”的人，难道还要高抬自己的身价吗？
    然而，不幸得很，进步的虽然尽管进步，而在不进步的一方面，情势却丝毫也不显得进步。单从政治部的人选上来说吧，其后逐渐明了了的，是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兴社的几员健将。和这样的一群人物，我能够去共同工作吗？特别是第三厅副厅长的刘健群，这到底是一位监军，还是事实上的厅长，而让我做一名傀儡呢？
    陈诚本人那时是红得发紫的，他曾经到太和街来访问我三次。他不会是专门来访问我。太和街二十六号本是希夷的办事处，里面还住着陈铭枢，周公也是住在近处的。每逢他来，同时也要把周公请了来。他每来一次，总要谈到我的就职问题。头两次我只答应他，愿意帮忙设计。到了第三次，刘健群的副厅长已经揭晓，我便更有所借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