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三章　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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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长沙
    长沙，这个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贾谊哭泣过的地方，我在北伐时曾经短期间工作过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来了。
    北伐当年的老朋友们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头，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边打仗……我所访问的对象，是在办着《抗战日报》的田寿昌。
    寿昌是在抗战发生、“八一三”以后，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后，他从南京迁到上海，和我曾经聚首过一个时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几次一道上前线，对抗敌将领们打过气。在上海未成为孤岛之前，他先回到了长沙，赤手空拳干起一个小型的日报来了。
    报馆在一家电影院的前楼。虽然当中有一间很宽敞的大厅房，但仅作为过道或吃饭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东头的一间长条房间里，这间房间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劳了。空间小，人手多，办公室、会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还堆了几个被卷，不用说，它在晚上又在担当寝室的任务了。
    虽然是在上午，在一般的报馆里应该是清闲的时候，这儿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打扎包裹。寿昌却坐在面街的窗下，挥笔如闪电地在赶写原稿。
    寿昌热烈地欢迎着我，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便是：啊，你来得恰好，今天中午我们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这“李合盛”是神交已久了。它是长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门馆子，据说门面坐场一点也不讲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寿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荐过：假如到了长沙，一定请我去吃“李合盛”。
    寿昌替我把一房间的人都介绍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乐家张曙，有寿昌的两位弟弟三爷、五爷，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还有一位电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记者熊岳兰等等。
    “好，我们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齐去！”寿昌挥着手这样叫着。
    于是乎我们便被浩浩荡荡的队伍所簇拥，向着李合盛进军。
    就像一对凯旋将军一样，寿昌和我，肩并肩地，走在最前头。
    我一面走着，一面才把我的来意向他说明。我说，我是为避难而来，我不想进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来干我们的文化工作。
    寿昌开始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走的是分裂路线，是逃避，是退撄。他说：我们正在号召团结，应该要拿出诚意来。事实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关系，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我略略含着反驳地回答了这么一句：看来，你的政治性实在比我强得多。
    二、五伦之一
    街头有不少卖地瓜的，湖南人叫做凉薯，广东人叫做砂果，这东西似乎只出产于四川、湖南、广东这三个省份。这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我很高兴，便花了两毛钱买了两大串，准备提到李合盛去，作为食后的果品。
    在街头走了一会儿，果然名不虚传地在一条相当杂沓的背街上，瞻仰到了那神交已久的老店。它老的贵庚，怕已经有一百岁的高龄了。居然是有楼的，但好像连背都驼了。
    上了楼，时间还早，楼座都还是空的。
    寿昌大约是怕我会幻灭或者藐视，他又开始做着义务宣传：停不一会儿你便可以看到，这儿的座位是要候补的呢。
    事实上我一点也没有幻灭，更何敢藐视。我在那似乎有点微微动摇的楼板上走着，倒在凛栗地起着敬老的念头。
    在一间楼房里满满坐了两大圆桌，桌面宽，筷子长，汤匙大，充分发挥着湖南席面的三大特色。
    菜上桌了，除牛肉牛百叶之外，也有鱼，也有鸡，好像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同样也在发挥着湖南菜的三大特色：咸、辣、多。寿昌是喜欢吃牛百叶的，尽管分量已经够多，而他一叫就是双份。
    来客倒的确不少，当我们吃得快要终席的时候，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就在我们的一间房门口，已经有好些人在那里候补着了。
    寿昌指着这样的盛况给我说：你看，怎么样？名不虚传？
    “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这样说着，但我正剥食着地瓜，那雪白的地瓜心已经进了我的口里：“啊，你们这儿的地瓜真好！又甜又嫩！”
    “你喜欢这东西吗？”
    “我小时候顶喜欢吃，民国二年离开四川以后，只有十二年前在广州吃过。但广东的，渣滓很多，四川的，也没有这么甜、这么嫩。”
    “你喜欢吃，那就好了，这一向正是吃凉薯的时候。”
    走出李合盛的时候，迎头碰着两位朋友，一位是曹如璧，另一位是他的夫人梁淑德，他们是到报馆去得到消息赶来的。曹如璧，我在上海见过，他的夫人是第一次见面，据说是岭南教会学校出身，在担任着长沙妇女协会的秘书。但这位夫人身材矮小，在栗色的圆脸上架着一副相当深度的眼镜，看起来倒还像一位女学生。
    寿昌和他们商量了一下，他把淑德特别拉了过来，向着我说：淑德是我们顶好的朋友，他们住在南门外留芳岭，房间宏敞，地方清静。淑德愿意招待你去住。我相信，你一定会住得很适意的。
    在外表看来，好像超脱一切的寿昌，他对于我的关心，竟这样周到。他既使我享用了名肴名果，又为我解决了住宿的问题。我在心里着实感谢着他。无怪呵，古时候的人要把朋友算作五伦之一了。
    三、留芳岭
    留芳岭！这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什么诗人所命的名，不仅字面大有诗趣，而且对于实际也尽致地发挥了美化的本领。在这儿的周围并没有什么“芳”，也没有什么“岭”，只是一簇常见的类似贫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当中却耸立着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筑，那便是曹如璧夫妇的住居了。
    是有楼的一列三间的砖房。他们只赁居着楼下的靠北的一边。一间前房很宏大，一间后房较小。前房做着客厅，后房做着寝室。他俩在客厅的靠后一隅替我安下了一尊床，还从友人处借了一部屏风来间隔着了。地方的确是宏敞，清静，更加上主人的殷勤，使我相信着，谁也会住得很适意。
    就在这留芳岭，第二天我会见了徐特立老先生。
    徐特老当时也由延安回到了长沙，我早就听见好些年轻朋友说，徐特老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老，他一做报告便可以做三四个钟头。
    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样的一位好老人画出。老人是矮个子，但那么结实，穿着一身延安制的灰布棉军服。巴旦杏的脸那么红润，一对眼睛那么有神，一嘴稀疏的胡子那么坦白，嘴里几个缺牙那么含笑，一头斑白的长发那么纷披。这不就是“诚实”本身的形象化吗？
    这位老人一出现在前厅，但奇妙的却又有另外一位老人和幽灵一样地浮现了出来。那便是反动派的商山四皓之一的吴稚辉。那个庞大、臃肿、肮脏、龌龊的“虚伪”的形象化！假使有谁肯把这两位老人画在一道，那就会成为对比法的一项最好的教材。
    老人使我特别高兴，出乎意外地他竟赞成我到南洋去。他说：替反动派做宣传，绝对不可干。我还替你提出个具体的步骤。你假如弄到钱，最好是在衡山附近办个西南学院，来推进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样才是根本的办法。
    老教育家斩截地对我这样说，声音是那么刚健，像乡里老百姓说话的那样，而又那么地振聋发聩。我顿时起了一个幻想：西南学院一成立，就推戴这位老教育家做院长，不就会形成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园地吗？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特老也还是太乐观了一点。在反动派的天地里面，哪里会容得你来干革命教育呢？这固然是后事，但也有不太后的事可以证明。特老住在长沙其实并不那么自由，在他的后面经常有特种尾巴。在其后不久，他竟至长沙也不能住，只好北上了。
    留芳岭哟！到底是哪一位诗人替你取下了这样好的一个名号？
    四、不平衡的天秤
    在长沙，我实在是有点忧郁。
    时局在大动荡，我的心境在别种意义上也在大动荡。
    我自己实在是不愿意再当冯妇，经过徐特老的一番话，在这一倾向上，又加上了一个有重量的分铜。
    但一般的朋友们也在相对的一个倾向上加上重量。
    武汉方面的朋友不断地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
    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请我回去，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甚至于这样说：要等我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假如我不回去，三厅就尽它虚悬在那儿。
    黄琪翔在传达这些意见之外，不断地来过好几次信，他的措词有时候严烈到这样：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动的希望吗？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说了，广州、武汉的情形也可不必说了，眼前的长沙又是怎样呢？一切不都是同样地包而不办，办而无法，而且还在粉饰太平吗？
    那时的湖南主席是张治中，和平教会的晏阳初正揽得火热。他们要办什么乡村教育，设什么模范县。我自己实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于张的介绍，才第一次和我们贵同乡见面。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点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样大的抱负：他能改良农村，使湖南的老百姓们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爱开玩笑，时而也要开几架飞机来空袭空袭这个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炸了长沙车站，等飞机跑了，房子烧了，然后才放出警报。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马后屁”之后，长沙也就开始“积极防空”起来了。每条街上在街边隔不十来家铺面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筑的，可有一人高，在顶上堆一层沙袋。这样就说是在“防空”了。长沙的市民倒给了这些新建筑一个很合理的利用——临时茅房。
    还有更悲惨的悲剧逼到眼前来了！
    《抗战日报》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尽管靠着寿昌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那儿苦撑，然而事实上是在干着“无米之炊”。白报纸成问题，印刷费成问题，就是同仁们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地勉强敷衍的，薪水更是说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