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仙》资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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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四、欣游西北激情难已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小说《岳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阅读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小说《十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阅读的感受体会。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都在加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杜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一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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