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仙》资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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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尚小云先生的表字。提起父亲与尚先生的结识、交往，也算得上梨园中的一段佳话。
    父亲自幼喜爱家乡的川剧，来到天津以后，很快又迷上了京剧。那时，他只身一人，工作操劳之余，唯一的去处就是戏园子。起初只是消遣消遣，渐渐竟着了“魔”，再也离不开了。特别是尚小云的戏，刚健挺拔，潇洒大方，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最符合父亲的性格爱好和欣赏趣味。每逢尚先生登台献艺，他都场场必到。平时，父亲省吃俭用。看尚小云的戏，他却不惜高价，非买前排票不可。有时手头宽裕了点儿，他就“包座儿”，干脆一次买下整月的票。父亲看戏，不但着迷，且能入境，听到妙处或是看到绝处，他会忘乎所以地领头给“好”，一下子引出满堂彩声。不断地玩味体验的结果，京剧艺术的三味居然让他感悟到了。
    一次，父亲在春和大戏院包了一个三排座儿。每天开锣前，父亲便着一件蓝布长衫坐在那里了。想不到，父亲的热诚，竟引起了这位艺术家的注意。尚小云一边在台上演唱，一边琢磨着：“台底下这位穿蓝大褂的是谁？我的戏，他怎么一场不落呀？”一天，父亲在聚精会神地看戏，一个茶房送过一碗茶来，说，“这是尚老板让送的。他请您散戏后到后台叙叙。”戏一散，父亲连忙到后台拜望尚先生。三言两语之后，尚先生便请父亲谈谈对其表演艺术的看法。父亲没想到这位誉满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谦虚但减，感动之余，也就以诚相见，他说：“一般人只知武戏要文唱，却不知文戏要武唱。其实，它们道理是一个，就是讲究动静、冷热、刚柔、急缓的结合。武戏文唱，可避免过‘火’；文戏武唱，可防止太‘温’。不‘火’不‘温’，入情入理，才是好戏。尚老板的表演，能够做到文戏武唱，这正是秀出班行的独到之处。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戏，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为尚某写些本子？”父亲答应试试看。二人虽系初交，却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不久，父亲就给尚小云送来了他新编的剧本《汉明妃》。这个本子既注意强调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虑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实的武功，从而给扮演者提供一个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的自由天地。此后，父亲实际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约编剧。尚小云组织的“重庆社”，排演过一系列新剧目，其中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都是父亲编写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亲与尚小云拜结为金兰之好。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小云的长子长春、次子长麟组建新宁京剧团时，父亲还热心地为他们写本子呢。
    七、身陷囹圄志行如初
    《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不久即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结集出版。书局老板刘汇臣是宁波人，办事精明而又果断。他料定还珠楼主的读者会越来越多，便与父亲谈妥，把与《蜀山》同时写就的《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书，都包揽下来，独家刊行。父亲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东单东观音寺买下一所房子，举家迁京，专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这是历来侵略者的惯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亲。先是汉奸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盏举箸，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问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小说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八、笔墨耕耘风靡上海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遒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小说。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小说，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天津朋友说：“武侠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宇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悖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