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第一百零二章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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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政治局继续开会，就着昨天得话题大家继续发言，在大家都说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了发言，“我个人认为会议的两个主题的含义其实应该归结为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怎么去富强，也许我的发言初看上去可能有些离题，但是请耐心得听我把我的观点讲完。
    我们的国家从明朝开始，在历史上曾屡屡强盛的大中国陷入了持续长衰的泥潭。沙皇张开贪婪的黑爪就攫夺走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和相拥的海洋；英国的舰队用火药和鸦片轰开了大清国银库的大门，搬走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血汗白银，而回馈给我们的是东亚病夫的骂名；八国联军更是穷凶极恶，群兽齐上，目中无人地横扫了大清国的首都紫禁城，疯狂地焚烧了中华民族的瑰宝圆明园，到了民国时期，东洋武士的军刀又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劈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侵略之河，用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托浮起他们梦想的战船。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受到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多到罄竹难书！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伟人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尽管我们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毕竟我们是走出了一条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道路，如果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也可以是说英雄改变了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并建立了新中国，是新中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地，为圆明园复了一次仇，是新中国打得印度军队魂飞魄散一败涂地，是新中国打跑了窜入珍宝岛的强大的苏联军队，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先民出了口恶气，是新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是新中国建设了现在这个无比强大的前无古人的强大国家，毛泽东的革命斗争精神扶起了一个软弱的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优秀民族，毛泽东缔造了一个让敌畏惧的全新共和国。
    一个民族必须拥有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有压倒一些的气概去战胜敌人，去战胜困难，没有这种斗争精神的民族就不会前进，就永远都要受到欺负。然而这种精神也要遵守科学的规律，也要遵循使用的对象和范畴的原则，片面的凡是强调这样的精神则会使我们的党分裂和瓦解，在建党初期，陈独秀搞过这样的斗争，王明更是变本加厉，毛主席在晚年也这么搞过，弄的当时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覆灭就是例证。把激烈的革命斗争形式搬到党内、国内，文革的发生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同根相煎，兄弟相残，国家经济的发展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文革以后，党内的生活开始了民主化透明化，但是派系还是存在，尽管已经没有了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有了家长式的一言堂，可是相互制肘相互牵制成为了国家干部腐败的根源，我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热衷于去看二十四史，热衷于去读资治通鉴，目的不是怎么去学制国安邦的妙计良策，而是为了用于在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相互不买帐，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
    小平同志退休的时候殷殷告戒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于是我们党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大力的狠抓了反腐败的工作，可是越抓越多，越抓面越大，看看我们所知道的吧，王磊（前商业部长）、倪献策、刘长青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李家廷（前云南省长）丛福奎（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王乐毅（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徐炳松（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于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原书记），石兆彬（原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等高官相继落马。在五年时间内，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7万人，地厅级干部2千多人，省部级干部70多人，平均每个省市每年发生160多起县（处）级、10多起地（厅）级、2起省（部）级的官员腐败，而其中像沈阳、贵州，厦门等地更是出现腐败群体，攫取人民利益为已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倒地，真是触目惊心。文革悲局和经济腾飞时代的腐败成为了我们执政党在历史上未能有效解决的两大难题。
    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违背了民主原则，遏制了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纠偏机制，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都有着沉痛的教训。可是在我们党建立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又有人拉大旗做虎皮，拉山头、搞宗派，搞这个帮哪个帮，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利，这些腐败的行为严重的削弱了我们党的力量，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主席在上任的时候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思想，不仅加快了我们党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也避免了诸如文革之类的人为的殃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的再次出现。我们党清楚的认识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才能有效地消除内耗，团结一致，把全部力量用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因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必须是我们党各级干部的思维纲领和行为准则，可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党内仍然有一些同志在搞内耗，在护犊子。
    解决不了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去面对世界的竞争，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上面有日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军队，这就是我们要依赖的国家威慑力量，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说着我把在青岛拍摄的照片给了工作人员，很快大家就在各自面前的电脑屏幕上看的清清楚楚。
    “腐败产生于个人谋得的权力，产生于派系的保护伞，任何一个没有势力的官员，单个是很难腐败的，即便是他胆大包天也不过是个别事件的贪污行为，而且现在的制度基本上已经杜绝了这种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掌权者不腐败则政府清廉。普通民众是国家人民的主体，是国体稳定的基石，而对腐败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身为无权力者的国民主体。若腐败长期以往，腐败者与痛恨腐败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将形成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国民主体与执政党之间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乃至行为上的对抗，那么我们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还能维持多久？可以说腐败才是我们党的真正大敌！
    经过这么多年的反腐败运动，明目张胆的腐败少了，恶性的物质和生活腐败少了，可是残留在我们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头脑中的思想腐败却远远没有肃清，不作为，不为民执政，拉关系，搞帮派这些都是腐败。就是这样的腐败才导致了这些军人干出的这些丢人的事情，可是他们不怕，他们有后台，我原来是想问问，看是哪一个后台敢站出来为这样的军人说话。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还真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说话了，我人还没有到北京，告状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军委主席那里。”我叹了一口气，“家严出孝子，法严出能臣，这样的道理难道他们不懂吗？懂，他们是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派系的，他们要相互保护，不砸掉这个相互保护的关系网，一旦气候合适，那些腐朽的发着霉气的污泥浊水又会翻腾起来。”说到这里，主席带头鼓起掌来。常委黎珠江坐在那里面不改色的轻轻的鼓着掌，他是在中央制肘主席和总理的最大的反对派，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平时几乎见不到他的讲话，但是，他控制着组织部、宣传部，每次和我见面即亲切又得体，但是我不习惯和这些经常算计人的人打交道，大多是敬而远之。
    “说道现在的国际形势，我个人认为在3年内打不起局部战争，5年内打不起世界大战，在我国周边也不会有战争的危险，依据是，一、目前欧美两大集团都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战争物资的储备还是战斗人员的准备，目前相对于美国来讲，欧盟可以动用的武装人员要多，但是分散在各个国家，协同作战能力不如美国，而美国的海空战能力要高过欧盟，欧盟军队新的发展计划是从去年开始的，重点是海上进攻海上保护，当然，欧盟可以通过土耳其从陆路到达中东。二、欧洲还没有一个能够驾御全局的铁碗人物，这是至关重要的，大欧洲的想法是法国和德国提出来的，但是现任的法国总统、德国总理都不具备统帅欧盟的人望和能力，最近英国的全面向欧盟靠拢，有可能会使欧盟进一步团结，但是领袖人物的确定也增加了变数。三、欧盟和美国眼前的目标是中东，长远的目标是非洲和外太空，在非洲欧盟的影响要大过美国，美国要想在非洲遏止欧盟的发展就必须在那里进行各种颠覆活动，从我们现在得到的资料看，这种颠覆活动严重受阻。四、美国正面临换界选举，在任总统与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任总统显然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上比较保守，他的智囊班子也大多是鸽派的，也就是说，没有突发事件的产生，这个班子是不会冒险发动战争以保持总统的职位的。因此，我们的外交路线应该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对于敏感战略物资我们要控制起来，谁也不卖！还有，就是我们要尽快控制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依附于我们，名义上可以用东亚的名义。这些国家的战略物资太多，而且又都是比较善和的穆斯林，远比那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好打交道，进而对于我们将来向北扩张形成有利的态势。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在的局势，发展我国和东亚联盟的实力，目前西域的自然改造已经告一段落，黄河的治理也初见成效，国家经济运转正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就是刘少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先进的生产力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许多原来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合现在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产力，目前国家在宏观经济控制中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商品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给这些过剩的商品找出路，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过剩也包括东亚联盟中的高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同美国经济脱轨，走出了长期低迷的谷地，但是寻找新的市场仍然是长期的难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