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第一百零一章论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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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加上民族的懒惰，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能控制和防御，永远不要去管理这样的地方和民族。
    在北面，我们再下一把力气，把蒙古收回来，那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摸索出一定的经验模式，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式去兼并其他中亚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我们的，美国的第五十个洲不也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实现的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顾忌什么，更何况和平的共存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
    “这样的计划我们现在该怎么走？”总理认真的问道。
    “这个计划要执行很多年，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内部的事情，主要有两点，一是反腐败，二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现在的政府表面上是清廉了，但是腐败的根子还没有挖除，一旦环境许可就又会发生，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我们要从宏观和微观的几个方面去看它，首先在宏观经济上，腐败现象对于当前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没有影响，不过是在具体的物质分配和组合上的一些内部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历史上，越是繁荣的经济时期越是贪官多，越是国家强盛官僚越是腐败的道理，但是在微观上，在道德上这种腐败严重的干扰了社会的公平分配，更是在制度上使我们政府手中的权利变了颜色，最后的结果是影响了上层建筑的稳定性，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爆发，目前，我国的政府公务员收入和福利都是在全国平均线以上的，从待遇上基本上遏止了政府公务员普遍腐败的可能，但是腐败的根源——小集团利益、个人利益在政府里的反映和党内的反映还严重存在着，这个问题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着重讲述，今天就不和你扯了。”说完我嘎巴嘎巴的嚼着兰花豆。“关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我个人认为就是要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政府争权的矛盾，地方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派出机构，没有理由集中那么多的审批和处罚权利，什么东西能干什么东西不能干要用法律的形式公布出来，在法律上要有定义，法律公布的是允许做的，法律上没有公布的都是不允许的，这样起码可以减少许多人爱钻法律空子的陋习，而真正需要增加的项目可以通过各级别的人大会议提出来，经过法律的修改不断完善，政府机构只有服务的权利和管理的权利，没有了审批的生杀大权，那么这些基层的干部还能怎么腐败呢？而中央对于国家大法的制定和解释，对于行业的发展规划，对于经济政策的变革将有最终的决定权，也就是说相对的中央的、集权要比现在大的多，以前我们国家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模式，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中央在管理人才方面的问题，信息掌握的时效问题以及对于下面情况的了解程度等诸多原因，使中央的决策失误较多，从而将一些权利下放，导致了基层腐败的产生。现在，科技进步的发展，已经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优秀的中央领导人做出各种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我们的众多机制也监控了全国范围的各种活动，那么再放权给多数人去做少数几个人的事情就没有道理，控制少数人的腐败要比控制多数人的腐败容易的多，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们也能明白。”
    “那么在对外政策上你的看法呢？”总理继续问道。
    “对外，我们首先是要巩固现有的联盟，这种巩固不是吃吃喝喝的来回访问，而是要在联盟内办些实际的事情，比如，缅甸和蒙古都是联盟内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地域又比较大，那么我们在自己移民的同时也鼓励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向这些地方移民，避免他们的离心离德。在联盟内尽早实现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这些东西的统一我们有正当的理由，不怕得不到支持，我们东亚联盟在农作物的生产上是世界最先进的，粮食自己有余，而我们的邻居，那些中亚的穆斯林国家缺的就是粮食，俄罗斯也是缺少粮食，这粮食可是重要啊，毛主席当年曾经说过，‘仓里有粮，心中不慌’，我们也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年灾害给饿怕了，那个时候中华大地上饿死了三千万人，比二次大战死的人还多，对于这些离去的同胞，当年的苏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到这里我的眼里含满了泪花，总理已经在那里唏嘘。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那种饿殍遍野的场面好像就在眼前。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用粮食来制约他们，而且，我们还要用在他们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来制约和钳制他们。俄罗斯这个国家如果再不加进外来的新文化因素，就有可能消亡，他们的人口已经有20年是负增长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不求上进的，不讲信义的民众，没有必要去可怜它也没有必要让它自生自灭，我们要去拿回他们欠我们的东西。”
    不知不觉总理拿来的那瓶酒叫我们俩给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