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解放后中国土地改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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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或“”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