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权》305洪武十七年（上）[2]

臣权最新章节目录
   怀念后世有电脑的ri子。因为固定庞煌的生活已经进入了程序化阶段，每ri固定的时间在去办固定的事情。固定的时间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固定的时间接收内厂传来的情报。固定的时间……。
    庞煌感到自己像一只木偶似得，被各种丝线牵来扯去。没有一点自己的主张，虽然时而也有大权在握的快感，但更多的还是一个字——“累”。不禁有些注意朱元璋的每ri生活安排是怎么样的，这个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是怎么做到劳逸结合，在如此繁忙的政务中还生了三十多个子女。而自己只是分担了其中一部分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而经过大明宝钞改版之事后，庞煌又进入了蛰伏的阶段，因为他感觉到事情进展的太快，自己已经把握不住，要慢慢的消化近几年来的成果。
    洪武十六年来临，在此期间，经过迂回，朱元璋终于松口，调刘三吾进京筹备重启已经停了十余年的秋闱。但不知如此一来，却将刘三吾推进了火坑，不过这是后话了。
    大明通行宝钞新版的发行，在庞煌的策划，太子朱标的实施，朱元璋的威压下，进展颇为顺利，新版宝钞难以仿造是一个原因，而皇帝的果断杀伐，却成为了主流，既然决心让朱元璋当这个恶人，所以，在广泛收集情报的基础上，庞煌刻意引导着皇帝的思路，一时之间，两淮、江南境内鸡飞狗跳;[犯罪心理]贝丝的世界。
    在严令下，曾经有一些村庄，壮丁皆被抓往官府治罪，然后就再无消息，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整村的人被留于岭南、大理等地，永不得返乡，因为有人曾经利用新钞、旧钱交替之际浑水摸鱼，按照发行新钞时的严令，但凡涉及伪造宝钞之地，当事人处死，以里为单位的居民皆要充军边塞，以补偿其知情不报的罪责。
    全国摄于皇帝的威严，无不大恐，再则伪造艰难，短时间内居然控制了宝钞贬值的速度，开始往良xing发展。
    洪武十七年开chun，天下士子聚拢个州府，然后经过筛选后赶赴京师准备秋考，南京城内逐渐热闹起来，庞煌趁机奏报皇帝，调黄子澄为翰林待诏，御国子监生员三十人按照每七ri为一循环，扩大《大明周报》，朱元璋允之。
    鉴于百姓识字之人少、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大明周报》一直只是在南京的周边，虽然只是在京畿之地暂时刊发，但是他相信，在这次重启秋闱时，天下士子汇聚京师，利用这一先决条件培养市场，首先坚定报纸在士子心目中的分量，而后，在通过海关和今后建立起的交通渠道发行，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报纸是庞煌最想控制的东西，在这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大明，纸质传媒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铅活字印刷机无疑是报纸坚强的后盾。
    天下士子汇聚京师，虽然对于全国的读书人还算是少数，但是总归都是各地方的jing英，这些人，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一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而剩下的人如果科举后返乡，对于报纸的宣传那是有绝对影响力的，更何况，在庞煌的内心深处，还准备招募一些落第的士子，往各自家乡省会处设立《大明周报》分馆。有了一年的熏陶。相信会有很好的效果。
    这种一举两得的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他可真枉费了穿越回大明几年的磨练。
    但这个时代能够识文断句的人毕竟还是不多。所有从属对于报纸销量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但不管怎么样，身为驸马都尉的庞煌不用去计较报纸盈亏与否。在他的心目中，就算是赔钱赚吆喝，也要将报纸的声势巩固起来。
    到时，报纸就是整个大明的舆论导向，至少这样可以聚拢大批士子的眼神，其上再刊载一些朝廷的各项政策法令、各地的一些新闻和民间读书人写的一些文章。
    在弘扬朝廷政令的同时，则可以通过发表士子的文章来揣测其对国家治理政策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让朝廷能够从侧面知道这些法令在各地执行的效果，虽难免有些牢sāo之言。但如果朝廷派官员干预，就会最大的程度上杜绝这种攀诬的现象。
    “这样可以使朝廷平添了无数在民间的无冕御史……。”这一条是庞煌奏报时最能打动朱元璋的一条，当初让户部彻查天下粮田，任命拥有土地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代替官员行使收税的权力，还有就是于各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这一切目的不也正是如此吗？
    现在又多了读书人在朝野之间行使这不用发俸禄的职责，朱元璋是绝对不会反对的。而且，中间的相互制约，将会更加严密。
    做事如此得心应手，却不知庞煌本来就从后世的历史书上熟知了老朱的xing格。自从北平回京师之后，所吩咐诸事无一不先考虑他这个老丈人的想法，所以才能凡事达到他的满意。
    洪武十七年的来到。朱元璋已经完全适应了没有中书省制肘的执政生涯，慢慢的开始建立真正属于他的理想国度。设立三法司。更是朱元璋的自以为得意的手笔。
    其初，朱元璋命刑部议定罪犯罪名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施行;林清传之红楼篇。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后罢四辅官，而议狱归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洪武十七年十月，三法司改建署成，称作贯城。
    于是，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覆，然后奏决。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朱元璋又谕刑官：“刑者，辅治之具，用之不可不慎。所以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同年，经过朝议，制定了府州县官为政八事，并且谕旨开始颁行，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告谕礼部臣说：州县之官，于民最亲。其贤不肖，政事得失，民之安否可见。我曾命县考于州，州考于府，府考于布政司。各以其所临，jing其考核，以凭黜陟，昭示劝戒。今上下之政，惟务苟且。县之贤否，州不能知；州之贤否，府不能知；府之贤否，布政司不能举。善无所劝而恶无所惩。
    今命以八事，你们可将其榜示天下。于是，礼部奉旨颁行：其一，州县之官，宜宣扬风化，抚字其民，均赋役，恤穷困，审冤抑，禁盗贼；时命里长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尽力南亩；勿作非为，以罹刑罚；行乡饮酒礼，使知尊卑贵贱之体，岁终察其所行善恶而旌别。其二，为府官的，当平其政令，廉察属官致治有方、吏民称贤的，优加礼遇，纪其善绩；其有蹋茸及蠹政病民的，轻则治之以法，重则申闻黜罚，但不得下侵其职，以扰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核府州县官能否，询知民风美恶及士习情伪jiān弊，甚者具闻逮问，如所治不公，则从按察司纠举。
    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的，县自断决，具实以闻。其五，犯徒流罪的，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定拟。其六，有犯死罪的，县拟其罪申州若府以达布政司，布政司达刑部定拟；杂犯的，准工赎罪；真犯的奏闻，遣官审决。其七，凡诸司狱讼，当详审轻重，按律处遣，勿得淹禁。其八，民间词讼，务自下而上，不许越诉。以上八事，颁布天下，永为遵守。
    洪武十七年初，改铸南郊太和钟。高四尺八寸五分，口径三尺六寸五分，纽高一尺四寸五分，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
    而就在太和钟铸造完毕时，传来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李文忠病逝了，洪武十年以后，李文忠与李善长二人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但是作了不到两年，胡惟庸谋反伏诛，中书省被取消，大都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御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
    在此以前，曾经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个番族的叛乱，在七月间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为五个都督府，也就算了。国子监，从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领的。
    李文忠在洪武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来看过他，又吩咐华云龙的儿子淮安侯华中负责料理他的医药。他死了以后，朱元璋怀疑华中料理得不周到，把华中的侯爵贬了，把华中的家属流放到建昌，而且也怀疑医生用了毒药，把所有的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一齐砍头，连他们的妻与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为，可能是由于一时气愤，但是李文忠肯定是朱元璋一生所最亲最信的人，而且罢兵家居之时“恂恂若儒者”，与世无争。虽则他有时也因为劝朱元璋不必杀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过朱的呵斥。他死的时候，年纪才有四十六岁，朱追封他为岐阳王，谥以“武靖”二字，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他。
    这是最近几年李文忠大概的情况，大家在伤心的同时，还忽略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李文忠还兼着北方兵马统帅的事实，朱元璋不放心徐达，不放心傅友德，也不放心冯胜等人，但是对于李文忠，还是十分相信的。
    因为李文忠毕竟是朱元璋的外甥，对于只相信自己亲人的朱元璋，在将徐达调回南京之后，北方兵马的实际指挥权，就交给了李文忠，但是李文忠却是英年早逝，这么一来，北方乃至辽东的军马实际控制权，应该交给谁呢？
    朱元璋将目光看向了自己那几个儿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