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苏联纪行日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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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有浓厚的神秘味。大概因为昆虫、蚊蚋很多的缘故，公园中很少有电灯。因此在那蓊郁的林木中也少有人去纳凉，虽然在那儿比别的地方要凉爽得多。返寓，已十一时过，在楼下的大敞间里面用饮料。有人在一侧的壁次弹钢琴，拍掌之声时起。弹者乃美国军人，颇为纯熟。一位波兰人走来打招呼，能讲上海话。他说他从上海来，不久要回上海去，夫人是广东人，还留在上海。我问了些上海的情形，他极口称赞上海的繁华，言下不胜回味。我感觉着无聊，各自上楼来了。
    六月十四日
    早餐时与邵秘书同进食堂，有一人在偏僻的一隅独据一席者，邵秘书说：那是苏联驻重庆的商务副代办，才从莫斯科来，将往重庆，同样在等飞机。
    食后与邵秘书同到军部，仍言邵秘书行李过重，尚无回电。
    如行李照规定减少，则午后七时即可起飞。不然仍须等待明日。邵秘书仍决定等待。纪念会是明天开幕，反正赶不及，我也反而悠然了。
    见报，载希特勒的前任副官肯宁堡谈述希特勒的私生活。希与情妇叶娃·布朗同居多年已有一子一女，而公开场所决不让叶娃出席。但在柏林临陷落前却和叶娃结了婚，据说是好在上帝面前说话。大流氓惯讲伪道德，古今中外竟找不出一个例外来，倒是有趣的事。但希特勒是否已经见了上帝，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
    午后又同邵秘书往新市场，邵秘书的行李已经过重，但他又买了一些东西。我很佩服他的沉着而且彻底，他丝毫也不焦躁，事事都处之泰然，真是值得佩服。我也买了一个花漆小手提包和一个介壳撇针，想拜托商务副代办为立群带去。
    晚饭后邵秘书约出去兜风，坐上汽车足足兜了一个多钟头。
    汽车是敞篷的老爷车，不自然的风兜得太久，头部微微作痛。我劝邵秘书停止，但他似乎还感觉着没有十分够味。体力不强，连兜风都不够格，自己觉得惭愧。
    六月十五日
    早饭后邵秘书又约我同往新市场，邵秘书又买了一些东西。
    归途在街头遇陈友仁先生之次公子，能操英语、俄语，均颇纯熟。自言将往美国。我起初把他当成外国人去了。
    邵秘书往军部打听消息，我一人回寓。无事可做，甚感焦躁。只好与立群写信，报告了些离昆明以后的情形。不一会儿邵秘书返寓，言今晚七时半即须离此。又算过了一道难关。邵秘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之后，他一转身又出去了，他说他还要买些东西。中国领事馆有人打电话来，自己的两耳重听，听不清楚对方所说的。我只问明了领事馆的地址，公园街十八号，我便一人坐了一部人力车去。会到了陈总领事，他告诉我，英国航空公司有电话通知，十九号有飞机，留有空位。我开始不大明了这个缘故，但想到一定是丁西林在重庆办的交涉，所留的空位一定为的是他，并不是为我。我把这个想法陈述了，并说我当晚就要搭乘美国军用机起飞。把这些话说明了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寓。我身上只有印度钱一个卢比了，这是坐搭克西车的起码价钱。我便雇了一部搭克西，两眼不断注视着车外的价标器。假使一超过了一个卢比，我就没有办法付钱。还没有赶到旅馆，价标器的字在动了，我便赶快叫司机停车。去钱一个卢比，剩下了两袖清风。
    回寓后邵秘书还未回，不一会儿有人送了几口大皮箱和布囊来，是邵秘书赶着去**的。我替他代收了。邵秘书回来之后，帮着他把行李装换了一遍，箱笼焕然一新，由重庆装来的一些帆布口袋和旧皮箱，他便把它们丢了。我感觉着有点可惜。
    七时离寓，先到军部，再转吉普车至机场。在机场上为行李过重，又小有一些纠葛，但结果是通过了。
    上飞机后准九时起飞。这一次的是客机，座位设备均颇考究。左侧双座，右侧单座，中央为通道。有通气孔，有电灯可自由开闭。我们坐上了第五排的左侧的双座。乘机者仍纯属军人，也有女兵。
    三时在新德里下降用餐，休息约一小时后复起飞。
    六月十六日
    九时顷到卡拉奇（Ka
    ）。途中所见多系不毛之地，一望砂原，无丘陵可见。河道是泥流。
    下机后，在机站上又有警察检查护照，要费两道手续，相当麻烦，但比初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客气得多了。检查完毕之后，取得行李上机站楼上的旅舍。机站甚大，除办公房屋之外兼营食堂和旅舍。旅舍一室二床，甚整洁。急行沐浴一次。
    离渝八天了，在渝的朋友们必以为我已经到了苏京。参加大会，但谁知我还在这儿上不粘天，下不粘地。
    午后三时突然接得通知，将继续航程，飞赴阿巴旦（
    ）。飞机将开往开罗，大约因为要经过红海，在乘机之前，机师将乘客集中于一室，实演救生服的佩带；同时又有电影加以说明。这是预防飞机在海上出事时的万一的准备，佩着救生服的人登上救生艇以免于难。
    四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四十分，到达阿巴旦。足足飞了七个钟头，因系高飞，颇觉寒冷，但等飞机一下地，顿如入了火狱。落宿于白落库第三十五号第八室，室中尤热不可耐。屋顶有电风扇一具，通夜不停。
    六月十七日
    邵秘书的行李过重又发生问题，在加尔各答的停顿，在阿巴旦又将重演。
    阿巴旦在波斯湾的脚底，地属伊朗。这儿应该是古代巴比伦以来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文明发祥的地方，但目前所见全是一片半沙漠的地带。机场有沟渠，是人工挖掘的，只有沟渠两旁有些青草。美国人从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些椰子树来，在近处造成了一带椰子林，但那些树木都还在方生方死之间。足见在未有沟渠和椰子林之前，完全是不毛之地了。
    清早，太阳还未十分上升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凉意。但随着太阳的上升，空气增加着灼热，吹的风好像是在流着火焰。我得到一句类似诗的句子：“六月的火焰流出阿巴旦的黄沙。”想到《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经过火焰山的故事，足见作者对于南方气候确有经验，并不是全凭想象。
    食堂很大，席面如一次坐满，可能容纳三四百人。两侧壁上有中、苏、英、美四国领袖的画像，以国旗为背景，画着半身。画者的伎俩并不高明，显然是出于爱美者之手。斯大林像有点蹊跷。苏联的国徽是铁槌与镰刀，像中只画了镰刀而无铁槌，而且相互间的位置颇有镰刀加颈的形势。早餐时邵秘书将此幅画像向我指示，表露不满，但我早已看出了那里面的毛病了。画者或许是出于无心吧。
    夜有新月在天，这是在这海角天涯的唯一的相识。
    六月十八日
    时时思念重庆，乡愁不能遏止。
    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
    昨天的重庆在我还是地狱，
    今天的重庆在我却是天堂。
    我的亲人们都陷在那个地方，
    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如汤，
    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
    六月十九日
    阿巴旦市街离机场尚远，可惜未能前往一巡视。机场内有警告牌示，于恶性疟疾、肠伤寒、回归热之外，有性病的一项。邵秘书告余云：当地的性生活极为糜烂。
    热不可耐，在中午以后温度当在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口渴，室中无水，要到办公站或食堂去才能有凉水可喝，但等你走到那儿喝了两杯回来，已经又不济事了。自己的身体好像整个变成了沙漠，水灌下去立即干没，一珠汗也发泄不出来，这不是沙漠现象吗？汗，大约是未达到皮面便被蒸发了？
    伊朗仆欧时来扫地，只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孩子，觉得很可爱。但他已经喜欢吸香烟。他来时，邵秘书便和他做一次宝贵的交易，以一支香烟换取二盅冷水。
    ——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灿烂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沙漠呢？
    ——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七时得到通知，以为当晚可以起飞了，如获大赦。在小站上把宿舍的账结清了，赶到大站去又为行李生出了一番纠葛，当晚没有飞成，只得又回到小站。前住的宿舍已经另外住人了，换到白落库第三十三号的第四间，房间窄小，里面只有一尊小铁床。交涉的结果，移到白落库第十二号，这倒很大，是一个通敞间，帆布行军床排成两横列，约有六十尊，但一个人也没有。这倒确实是兵房，在前的小间安放铁床的，倒还是低一级的官佐室了。无电风扇，勉强就寝，热得不能安眠。
    六月二十日
    晨五时顷起床，喉嗓干燥不堪，嘴唇已经被烤焦了。
    邵秘书往大站去交涉飞机，我一人留在房里看守行李。不一会儿小站上有人来通知，有飞机飞往德黑兰。我便赶着把行李一切运到了大站上去。邵秘书在那儿等候，他已进早餐，我因肠胃不调，未进食。
    飞机于六时三十分起飞，中途停机两次，十时十五分到达德黑兰机场。在这儿，俄国机场与美国机场毗邻，邵秘书下机先到俄国机站上去了，我一个人在美国机站上留守。
    在飞行中沿途所见也多是不毛之地。经过一段险峻的山岳地带，那些山岭的形象和色彩都俨如骸炭，峭削嶙峋，不生草木。愁惨的灰紫色有些令人生畏。有的山头带着冰雪，足见得它们的高峻。山下也有些蜿蜒的河道，每每断岸千寻，深谷万仞，想来那些山骨都是些石灰崖，融冰下注，积久崩颓，故形成了那样的形势。
    机站很小巧，一个人坐在一只藤条椅上，混混蒙蒙地回味着途中所见。时有和风吹拂，颇觉爽适，气候恐比阿巴旦相差三四十度。
    突然一位中国人推开机站前门进来，直接走到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是驻德黑兰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吕式伦，得到机站的电话，特来接我。并且说，大使李铁铮也来了，在汽车上等待。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前门又被人推开，进来一位魁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