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章　战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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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宋埠
    自八月以后，敌人的攻势节节进展，更不断地轰炸武昌，因此武昌便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机关和市民，有的疏散到后方，有的转移到对岸的汉口。汉口市区，因为有租界和敌产的掩护，始终不曾被炸，倒反而呈现出一时畸形的繁荣。
    政治部在分发了一部分到衡山去之后，不久也就迁移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附近的敌产三井洋行里面。那是四层楼的一座宏大建筑，第四层是屋顶室，堆积了一些不甚重要的商品和家具。三厅的人最多，占有了整个的三楼。二楼是部长、副部长办公处，秘书室和一、二两厅。底层的一半是总务厅，另一半是慰劳总会。
    我们的工作按照着计划在推进。厅本部的昙花林在加紧训练团队，战文处在布置宣传站，制片厂在招收放映队，慰劳总会在征募寒衣，黄鹤楼大壁画的制作，《抗战一年》的编纂，“七七”慰劳献金的收集和整理，使厅内的同志们认真减少了无事可做的苦闷。但在那些之中，慰劳工作可要算是中心工作。
    九月初旬武汉三镇的慰劳团往北战场的第五战区，我自己也是参加了的。那时候司令长官部在宋埠。去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连人带慰劳品，坐满了两卡车。这是由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成的，组织的经过我已经模糊了。
    午后出发，天黑的时分到了宋埠。在一个祠堂里面看见了李宗仁。他很兴奋，对于每一个人都送了一张一尺大的在台儿庄照的相片。相片中的神气是很俨然的，左手撑着腰，右手扶着火车站的大站标，上面横写着“台儿庄”三个字。他在每一张上都亲笔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李宗仁敬赠”等字样。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他：假如要设立一个自我宣传部，这位乡村教师有充分的资格荣膺部长。
    大家被留着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苏打饼干、沙丁鱼、新鲜果品之类，平常的人就在后方也未见得能够吃到的。住在后方时，有“前方吃紧，后方尽吃”的口碑流传，到了前方来，又算把前方的情形弄通了一点，前方也并不“吃紧”，而同样是“尽吃”。不过，我的话应该要保留一部分。我们所到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前方，而且还只是长官司令部啦。
    但在这儿倒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感谢的。
    中日正式开战已经整整一年，我还是负责指导对敌工作的人，却到这儿才第一次看见一个日本俘虏。实在感谢得很，当大家吃过饭之后，承蒙司令部把这个标本拿了出来，使大家得饱眼福，似乎大家也都特别表示着高兴。
    俘虏是一位青年人，三十岁左右。一眼看去，倒也并不怎么猛恶，反而有点觳觫的神气。我们用日本话叫他坐，他听了很感安慰的样子，坐了。拿了一支香烟给他，他说了一声“亚力加朵”（谢谢），吸得很有滋味。
    “你不要害怕吧，我们是要优待你们的。战争不是你们的错，是军阀的错。等战争完结了，我们又要把你们送回去的。”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俘虏说他是大阪的一个小商人，今年三月才入伍，由朝鲜到沈阳，再转入关内战场，不久便被俘虏了。说着，他从身上搜了一张纸头出来递给我，据说是在战壕里拾得的。
    我接过手里一看，看出是第三厅所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之一。上面有图画，有优待俘虏规定的译文。这可使我高兴得几乎要得意忘形了。哎，可惜，没有镁光照相机，不然的话，我不也可以把左手撑着腰，右手和这位俘虏先生拉拉手，照出一张相片来吗？谁能说这不就是我们三厅的“台儿庄”呢？
    和俘虏也还说过一些不十分重要的话，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俘虏分手之后，我们又上了卡车，连夜赶回武汉。到达武汉时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分了。
    二、到浠水
    在九月中旬，由慰劳总会又组织了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同时分头出发，这次的规模更加宏大，除各机关、各团体的代表之外，还有演剧队、放映队参加。我自己因为曾经去过北战场，便加入了往南战场的一组。
    但我在这儿先叙述往北战场一组的情形吧。乃超是参加了这一组的。我要把他的手记抄录在这儿，因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九月十七日同沙千里、钱俊瑞等出发往五战区。十八日在宋埠，遇金山、王莹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多人。参加了战区政治部应景组织的‘九一八’纪念会，到会者仅保甲长十余人。我们的参加使他们出乎意外。”
    “十九日慰劳独立营，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
    “二十日赴浠水前线。”
    “二十一日深夜李宗仁在前线指挥所邀谈。”
    “二十二日献旗，见李品仙将军，赴前线炮兵阵地。”
    “二十三日回宋埠，此地离前线指挥所后退一百多公里。与战区政治部李秘书、杨组长谈话。他们是贺衷寒系统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
    “二十四日敌机袭宋埠，弹落隐身处约二十公尺。与在此地工作的演剧队第四、六队队员帮忙救伤。演剧六队中牺牲了一位同志。”
    “二十五日赴长官司令部交涉车辆回武汉，又遇敌机轰炸。”
    “二十六日天未明离宋埠回汉口，到达时尚在晨光曦微中。”
    这手记虽然很简略，但确实是最难得的资料。（我要告诉读者，我这回忆录差不多是完全凭着回忆在写，连当时的报纸都无法弄到一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往北战场的朋友们确实到过最前线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长官的指挥所也移在浠水最前线了。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这项工作即使不是出于五战区前线负责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允许。这是不可以等闲视的。
    对敌宣传在战争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我们主要负着这项工作的责任，虽然没有什么人来同我们竞争，但总得不到充分的配合。
    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是规定了这样的步骤的：（一）研究敌情；（二）指导各级工作并制作宣传品；（三）教育俘虏；（四）组织日本士兵反战。但这些工作在武汉时期所做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各级政工人员。此外还印制了无数的标语、传单、六种彩色通行证（叶浅予、梁白波作画），每种有四五百万份。然而必须和我们配合的机关是可以把你气死的。首先是航空委员会不负责任，很少用飞机散发。其次是后勤部不负责任，囤积起来不肯运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负责任，有的用来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曾经有人从前方拾得几大捆回来，交还我们。
    俘虏更是无法接近的。俘虏归军政部管辖，我们曾经建议过多少次，想组织小规模的战地收容所，以便开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驳。“台儿庄胜利”的时候，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曾来电话，说将有大批俘虏过境，要我们准备宣传。为此曾动员了漫画宣传队赶了一个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门车站去张贴。结果连一个俘虏也没有看到。
    俘虏自然也是有的，被囚在常德和西安两地，和我们相隔得太远。武汉撤退前，我们只分别派人去视察过一次。鹿地亘和廖体仁到过常德，鹿地还写了一本《和平村记》，后来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连载了。至于从常德俘虏中抽选了一部分出来组织“反战同盟”，那更是到了重庆以后的工作了。
    乃超是对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劳之外还照顾到了他的本位工作。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五战区对于对敌工作还相当认真，浠水前线确曾看见有我们日文传单散发在阵地上，只可惜散得过早了一点。
    乃超的这次所见，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时所见到的那位俘虏，从身上搜出了通行证来的，倒可以说是得到实质的印证了。
    三、到阳新
    我是参加了南战场慰劳团的，但我的出发却要早两天。这儿很幸运的是我写了几天的日记，不仅没有丢掉，而且随带在身边。这自然可以减省我的回忆的吃力。
    “九月十五日礼拜四”
    中午偕立群及妇女工作队负责者二人在又一村用饭。饭后往云秀处休息片时，朱洁夫赶来，言谢仁钊来电话，前方开来迎接的汽车即须开回，相约于三时前在怡和街聚齐。看表已二时，因即决定出发。偕立群回杨森花园，匆匆收拾行李，同乘汽车往怡和街。顺道往国际宣传处约曾虚白。同行，曾虚白欣然允诺。行前数分钟曾回厅与三位处长告别。胡愈之本拟托病辞职者，却已到厅视事。
    “在江边与立群分手。过江已近四时，分乘汽车二部出发。但车刚开动即来空袭警报。司机之一自告奋勇，倡言‘索性冲出城外去吧！’于是集中乘者于一车，开足马力，疾驰过武昌市。出市后，前有卡车数辆鱼贯而驰，尘烟腾上，司机颇为着急：‘这目标太大！’说犹未了，复又惊呼：‘哦！前面那三只不就是敌机吗？今天闯到祸头上来了。’立即停车。大家下了车，果有三机在云端飞翔。人众即散开，机头向东飞去了。待到走回公路时，机头又转而向西，人众又急四散。”
    “弥天都是白云，间有乌云散布。敌机回旋侦伺，俄顷复不见，同行者决意不顾危险，仍上车急驰而前。”
    “抵咸宁，天已黑。折入城中用晚餐。食后复就道，行不远，车轮一胎泄气，抛锚约一小时，换胎后继续前进。俄而车又抛锚，乃左侧前轮脱去了螺丝钉四个，只剩下一个，轮胎便打斜了。司机下车从其余三个轮盘上各取下一个螺丝，以事补救，勉强渡过了难关。”正是，有诗为证：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
    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
    “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点，睡于北土塘的一座极简陋的小学校里。”
    这目的地便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阳新了，事实上离最前线还有很远很远。北土塘是地名，在富水之北，水南地面即为南土塘。记忆是模糊了，那“极简陋的小学校”的情形是怎样丝毫也不记得。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到战区时独于要去邀约曾虚白？曾虚白又是什么人？这点倒不妨在这儿略略加以说明。
    当时曾虚白和董显光在担任着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在系统上隶属于国民党的宣传部，而事实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