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章　战区行[2]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最新章节目录
   厅成立以后，关于国际宣传，国宣处是和我们合作的。每逢星期一召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报告军事和政治上的情形，是两个机关联合主办。每周的宣传会报，董、曾二人也循例参加。我们还曾经共同编制过一种画报，由三厅的叶浅予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是附有英文和俄文说明的。（这画报的编制后来因为蒋不满意，被勒令停止了。）
    因为这样，我和曾虚白是时常见面的，虽然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没有什么恶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机会想到前线去看看，故我邀约了他。他的父亲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朴，这，或许也可以算得是一种文字因缘吧？
    谢仁钊是何许人，或许也值得介绍一下。这人在北伐时，在我所主持的南昌总政治部做过科员，那时他倒是“左倾”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听说他在美国住了几年，抗战开始时才回到国内来。他在依附着陈诚。但也摇摆不定，时而搞搞国民外交协会，捧吴铁城；时而又搞搞文化工作，捧梁寒操。和方治是同乡，也一同搞过党务。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一“统”了。
    四、在阳新
    请原谅，我要依然抄录我自己的日记。
    “十六日礼拜五”
    “晨起偕曾虚白外出散步，步往纱帽盒，在一大祠堂内，得见参谋长施北。（此人曾在东战场见面，那时他在担任薛岳的参谋长。）留用早粥。折归后不久，陈诚偕朱代杰、谢仁钊同来，谈颇久。（朱代杰是北伐时政治部的旧同事，触犯了蒋的怒鳞被迫去职，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但不知怎样，学成了托派嫌疑者回来。）”
    “时有空袭，以哨子作警报。”
    “午饭后苦无事，又与曾虚白出游。向南走不远，过一小川，即地图中有名之富水也。水浅川狭，本可徒涉，然有船渡。船身颇大，与水不相称。乘船渡江即为南土塘。人家墙壁上多红字标语，晨在北土塘亦有所见，颇疑有流动宣传队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见，其一则明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样，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为苏区。”
    “途中见一衣履整饬的老人，叩问之，颇能详道往事。言彭德怀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杀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颇觉山气宜人。但山浅，多被剔光，种以番薯。有直剔至顶，而番薯亦种至顶者。浅识者或当誉为废物利用，而其实乃洪水之祸源，可叹。”
    “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本邀余于午后四时前往谈话，归已逾时，住处被移至崇德祠。前任负责人翁从六亲来邀迎，正拟偕行，陈诚派人来接，遂往纱帽盒共餐。食后再往大队驻扎处徐家沱，朱代杰同行。与队员诸兄姐相别，瞬已经年，久别重逢，情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泪者。开会，听队员做报告，并提出问题讨论，甚为诚恳。”
    “归宿处已逾十二时，正拟就寝，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团到。”
    “陈诚来，与余同往迎接，因复照拂至三时顷始就睡。”
    “立群为余送来毛线衣一件，手电筒、毛毯、蚊帐各一具，得此如获至宝。前方早寒，晨夕仅御夹衣已不济事，然闻前线战士仍多着单衣。”
    在这儿我要把政工大队说明一下。
    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和钱亦石、杜守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在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组织。那个成立在浦东，这个成立在昆山。在战地上辗转服务了一年，团员们吃苦耐劳，过着士兵同样的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是陈诚自己也常常对着我称赞他们。然而他们是始终受着歧视的。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考核人员上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律：凡是愈能吃苦耐劳的人便愈有共产党的嫌疑。因此这一队的人也就大都有一顶红帽子戴在头上。
    政治部恢复之后，团长袁文彬（后来在苏北被反动派处死了，连尸首都不知所在）加入了三厅工作，服务团便改由翁从六负责。团员有的牺牲，有的退伍，减少到了只余二十三四个人。
    第九战区成立后，国民党自己成立了政治工作大队，企图把他们合并，但没有成功，故改成了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第一队不用说就是那些党少爷们的队了。翁从六退为战区司令部的服务员，第二队是由一位姓卢的女队员做着队长。
    但这一队人在武汉转移阵地之后，不久也终于遭了解散。队员们的下落，我失掉了记忆。我只记得离队较早的翁从六后来做了桂林救亡日报社的经理，再以后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了。
    五、到武宁
    “十七日礼拜六”
    “晨，代表团商议，拟先见陈诚。用电话向陈探询，言将自来。来时聚谈颇久。会有敌机来袭，在附近投弹，一副官来报告：敌机共六架，三架往阳新镇投弹，三架在纱帽盒上盘旋。”人众因各散开。“马彦祥、鹿地亘、林犁田诸位曾往阳新镇看炸后情况。归云阳新镇仅系一条直村。敌机沿镇投弹，但仅炸中镇头镇尾，余均落村外川边，并无死伤。”
    “一时顷与鹿地、朱洁夫等入富水游泳，水最深处仅及胸。”
    “本拟午后四时行献旗典礼，恐敌机复至，改至五时。三时左右，朱代杰来访，约外出作舟游。仅于川边坐息一小时顷，遄返。”
    “行献旗典礼时，众推我做主席，由李德全献旗并致辞，颇有条理。礼毕用食。食后与众人告别，随同陈诚赴武宁。开车时已九时。夜中通过武宁城，二时半顷到达目的地。”
    “留宿前方指挥所，候朱洁夫所解行李，不至，颇焦灼。仅用毛毯一张裹体取暖。室中终夜电话不断。”
    “十八日礼拜日”
    “昨夜睡仅二小时。七时顷起床，盥漱毕，见公役将行李携来，喜出望外。言卡车走错路，来时已就寝，故未惊扰。早餐后，陈诚言王芳舟（即现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此人与余同县，并系所谓‘世交’）即在附近驻扎，嘱朱代杰做向导，伴余往访，曾虚白亦同行。蒙前方以小车来迎。一时顷至翁家，得晤张志和，而王却不在，盖已赴指挥所。途中曾遇其车，可谓失诸交臂。”
    “留用中饭以后复以原车回，在途遇王芳舟，照例是药片眼镜，用一口嘉定话，大诉其苦。据说装备尚未齐，而敌人集中火力攻彼防线。友军自私，各不相顾。杂系和嫡系待遇不同。杂系挡头阵，嫡系督后队。送死而已，送死而已。……复被邀返翁家，同用晚饭。归时已七时半。”
    “十九日礼拜一”
    “晨七时顷同陈诚往翁家，对王芳舟干部讲话。”
    “都是四川老乡，但军容甚不整饬。”
    “天雨，留用中饭后始归。归后往政工大队处，朱代杰复同行。病者甚多，二十三人中得疟疾者二十一人，缺乏奎宁，多已呈现浮肿。途中见尚有新鲜玉米，卢队长允以犒享，乃派人往五里路外求之。天将晚，陈诚派人来接，等我同用晚饭，只得遄返。玉米未能领情，实一憾事。”
    “饭后，陈约同赴武宁城对第八军第三师及十五师讲话。本军乃陈嫡系，军长为李玉堂，一山东大汉，抵军部时，在门外相迎，毕恭毕敬。”
    “夜中接到汉口董显光来电话，言英、法不愿战，欲用和平手段，解决德、捷问题，势将牺牲捷克。”
    “二十日礼拜二”
    “微雨竟日。上午与朱代杰、曾虚白同出散步，十一时过始归。中午用白兰地。”
    “午后政工大队送来煮玉米，大喜过望，分享之。我自己吃了四个。”
    “与谢然之谈及瞿秋白及其他诸友。”
    “夜饭时复用白兰地。饭后大谈其鬼。”
    “昨今两日据云前方汽车告罄，无法动身，大约明日可以回武汉。”
    六、回武汉
    日记自十五日至二十日只写了六天，便中断了。
    动身回武汉似乎就是二十一日的清早。一架大卡车，除我同曾虚白之外，乘车者尚不足半打。动身的时候，政工大队的人都来送行，连发着寒热的也来了，真真是有说不尽的依依不舍的情趣。
    我们的归途并没有走原路，而是绕道经由修水、平江、长沙，更沿粤汉路而回到武汉。
    到长沙时去见过张治中，蒙他在城外的别邸里请吃了一顿晚饭，并蒙招待在青年会的楼上住了一夜。
    归途要走这样的迂路是陈诚为我们布置的，但为什么要这样走，那意思我至今都还不明白。是卡车别有任务，还是为了免掉在途中遇炸的危险呢？
    回顾一下这几天中的战区生活，未免过于空洞。我曾屡次要求上真正的前线去看看，但都没有邀准。据说很危险，而且没有必要。每天都受着殷勤的招待，尤其朱代杰、谢仁钊诸人，差不多朝夕相从，厚情可感。只是在武宁时政工大队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在服侍你，而是在监视你。或许是吧？但那样也未免太辛苦了。
    是二十三日回到武汉的。第二天便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扩大宣传周的第七天。我在那一天晚上广播过一次，题目是《后方民众的责任》（已收入《羽书集》），把战区的见闻报告了一下。那倒多少可以补充一下我的日记的空洞。
    那儿提到了南战区的敌人情形。据说敌人的第九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几乎全被歼灭。有第十一师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师团新近开到。但敌军士气不振，有“造病”运动发生。前线多疟疾与痢疾，敌兵便存心饲蚊或着凉，以图转入后方疗养。
    我军却非常英勇，南区多山，每与敌人争夺一山头，屡得屡失者每达四五次。有轻伤不下火线的风气。例如有李树兰营长在岷山、大屋一带作战，负了相当重的伤，上级命往后方治疗，而李营长拒绝了。
    前方疾病苦多，药品苦少。敌人常施放毒气，有时甚至用飞机散播。天气逐渐寒冷，战士尚着单衣，晚间顶多只有军毯一条。问题颇为严重。
    这些大都是听来的，而且多出自陈诚之口。就中关于寒与病的两个问题，却多少是我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过的。我也承认这问题相当严重。后勤工作没有做好是无可讳言的。前方的将士们身当其境，自然要发牢骚，而后方的负责者却讳莫如深，生怕别人提到。
    记得在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