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六章　低潮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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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有一次他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拿着一通辞呈和我认为不大适用的好几篇文章，他说：这些文章在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就刊登在大杂志上也可以毫无愧色。然而这也不适用，那也不适用，不知道要什么文章才适用！这科长我实在做不来，我不干了！
    我劝他冷静一下，不必那么气愤。
    他更气愤地说：我就是冷静不下来了。我如果冷静得下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
    说罢，他把辞呈放在我的桌上，径自走了。
    徐寿轩就这样，终竟无可挽回地走了。我为这事非常抱歉。要说梧桐一叶落而知秋的话，徐寿轩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厅的秋天的到来——不，或许可以借此认明，三厅的一出马便是肃杀的秋天。凡是参加三厅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见解，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经常在苦闷中过日子。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地做，做的结果立地便被反动势力对消，有良心的人你叫他怎么不苦闷呢？
    但关于徐寿轩的辞去，我今天依然有点抱歉。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应该补叙一下。
    第一件是《扫荡报》的接收，我们推却了。《扫荡报》（就是今天的《和平日报》的前身）本来是复兴社的机关报，但在名义上是属于行营政训处的。因此在政治部成立后，这报也应该隶属于第三厅。但我们在接事时，考虑到无法应付，便只好推谢了这项责任，由陈诚自己派何联奎去接收了。后来为这件事，陈诚和贺衷寒等人竟闹出正面冲突，我们倒并不曾因此而后悔。
    第二件是一科原拟出一种月刊。假如在就职之前，我单独把这件事向陈诚提出，或许是可以通过的。但我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让月刊的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项，在总预算中提出去。预算一被拖延，于是月刊的计划也就拖延了。待到接事以后，工作一开始便受了限制，再要单独提出月刊的计划，便再无通过的可能了。
    就这样，没有一个发表言论的机关，遂使一科的朋友们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逼得徐寿轩急流勇退，在我实在是感觉着遗憾。
    五、一桩大笑话
    三厅副厅长虚悬很久，我曾推荐一位中共的朋友，没有得到通过。后来是范寿康向我进言（我倒不知道是不是出于陈诚的授意），何不推荐范扬？他说：范扬是陈诚的同乡，与陈有密切的关系，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出身，司法行政的专家，和我们要算是先后同学。如范扬得任副厅长，一方面可以保持和陈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堵塞着再有刘健群那样的人从天而降。
    范扬是设计委员，我和他并不熟悉，我却毫无保留地采纳了这项意见。虽然还延宕了一些时日，但他业经内定，早就移到昙花林内寄宿了。
    有一次我同范寿康两人，在范扬的寝室里闲话，谈到了党籍的问题。我告诉他：其实我从前有一个时期也是国民党员，我的入党恐怕比陈诚还要早，但在宁汉分裂的时候我被开除了。
    范扬听着极感兴趣，他便说：现在要恢复党籍是很容易的啦。
    我回答他：当然很容易，不过在目前党籍的有无反正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对于他只说到这里为止，但不知怎的，他却把我的意思误解了。隔不两天（日期我记不清楚了，大约在五月中旬），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兴致冲冲地拿了一份中央社当天的通信稿来。其中有一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恢复了三十几个人的党籍，其中有一个是我。在这三十几人中把中共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都包罗了进去。
    我感到很大的诧异：怎么不征求本人的同意便可以决定呢？中共领袖们的同意是征求过的吗？
    范扬满得意地跑来向我说：我把你前两天同我的谈话，向陈部长报告了。他很高兴，立地向“最高”报告，便决定了下来，把你的党籍恢复了。
    但到了晚上，仅仅相隔三四个钟头的光景，中央社的下一次通信稿又来了。这次又有一条国民党的最高决议，是取消前一次三十几人恢复党籍的决议案。
    这倒真是可以令人捧腹的一件笑料，这样的最高党议，不真是出于儿戏吗？
    事实上是这样，事前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征求过同意。当第一次消息发出之后，中共办事处严正地提出了抗议，因而便有了第二次的取消。这一消息，在武汉是没有见报的：因为当天更正，当天来得及抹杀。但在偏远的地方，如像重庆，却都是见过报的。
    这个大笑话，包含着一个大阴谋。当时的反动派正高唱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滥调，有时很奇怪地竟向国际宣传，说“中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为了满足这种主观愿望，故而来这一策略的试探。假使第一消息发出后，没有遭到立即抗议，或抗议而不严烈，那就正中下怀：国民党的确“融化”了共产党，中国也就当真没有共产党了。
    笑话，的确是天大的笑话。但在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自己对于范扬这位副厅长的推荐，也得算是不小的笑话。
    六、胡愈之上台
    胡愈之任第五处处长，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着的，但他到任得最迟。他本来留在上海在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经不过朋友们的再三敦促，一直到五月中旬他才赶到了武汉来。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徐寿轩已经去职之后了。
    胡愈之到达武汉后，对于就职一事也煞费踌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好几位朋友在汉口一家饭馆里面请他吃饭，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
    愈之迟疑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终竟就了职。这对于在低潮期中苦闷着的同人，尤其在科长离职之后的一科，好像是一支强心针。愈之的作风非常利落，他一上任便订下了一个突击计划，以工作比赛向第六处挑战。工作确是紧张过一个时期。
    然而，愈之所能做到的，遗憾得很，也只能是强心针的作用，并不能够把三厅的苦闷根本消除。三厅是受着先天性的继子虐待的，有人甚至说“三厅是变相的反省院”。事业费的预算不让通过。下级政治部无权指挥，并连有关的工作报告都不容易得到。因此一切的经常工作都无法展开，尤其是文字上的工作。（第七处的对敌工作，情况稍微不同，因为没有别的机构和我们竞争。）受着了这样的限制，即使愈之怀着很大的雄心，抱着很高的责任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同样受着了苦闷的感染。突击计划只推行了一个星期光景，便又消沉下去了。
    有工作没有本领做好，是一件苦事。有本领没有工作好做，更是一件苦事。我们是找工作做的人，重要的工作摆在面前，触目皆是，而却不让你染手，有良心的人谁个能够不苦闷呢？
    愈之是做文章的老手，而且是素来讲究效率的人，在我今天回忆起来，他所做的工作，很奇怪，我只能记忆得一件，而且是无足轻重的一件。
    那是“六三”的禁烟纪念。这个纪念日照道理上讲来，应该不能说不重要，然而就和禁烟是奉行故事的一样，禁烟纪念，一向也只是奉行故事而已。
    但我们本着找工作做的精神，想把这个纪念来强调一下。因为那时日寇在沦陷地区正在推行其毒化政策，烟禁是废弛了，而且把红丸、白面、***、吗啡，大量倾销，借以从根腐化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我们是应该借这个机会，一面揭破敌寇的阴谋，一面唤醒国人的警觉的。
    我们拟订了一个扩大禁烟纪念的计划，想大规模地做它三天。计划呈出之后，却只抢来了一篇文章做，而禁烟纪念本身依然由禁烟委员会和市**奉行了故事。
    做了一篇什么文章呢？那就是替“最高”草拟“为禁烟纪念告人民书”。“最高”的文告一向是由陈布雷执笔，这一次，或许因为计划是由我们提出的，却被批交三厅拟具了。
    我为慎重起见，请愈之拟了一篇，我自己也拟了一篇，一并送去。文章后来成了一篇杂烩出现，便是，愈之的取了一部分，我的取了一部分，加上陈布雷的一部分，可能还经过“最高”批改，倒真真正正成为了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