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六章　低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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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邓演达再世
    陈诚，在抗战初期不知底细的人们对他有些幻想。其所以然的缘故不外有这两种：第一，在淞沪战役时他担任左翼军指挥，确实还打过几仗。第二，政治部的组织使国共合作在形式上具体化了，而且还网罗了一大批文化人，增加了他的身价。
    你想，连周恩来都做了副部长，这还了得！
    但其实这位以剿共起家的丘八，他懂得什么政治，更懂得什么文化！他的身材矮小，一举一动都在模仿着“吉纳拉里西摩”，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叫
    -（大元帅的袖珍本）。其实更确切一点说：他不过是傀儡师手里的一个木头人而已。
    那位傀儡师，本来并没有心肠抗战，只是由于内外的逼迫，出于不得已，才让自己手中的傀儡出来不时表演一些姿态。表演给谁看呢？一方面是表演给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表演给敌人看。
    老百姓说：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十年内战，招来了敌寇的大侵略，你现在不能再打内仗了！你要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呀！你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呀！西安事变留下了你的老命，那意思你要明白！
    是呀！——傀儡师不仅用唱白来回答，而且也用姿态和傀儡的表演来回答：我现在已经不打内仗了，我现在正在讲究精诚团结。你们没看见吗？我恢复了政治部，把共产党和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都团结起来了。我和苏联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有很多苏联顾问和空军都来帮我国打仗。你们没看见吗？
    老百姓是容易受骗的，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然而敌人——那彻底的小人——却不容易受骗。
    当敌人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的时候，我们的傀儡师那时在南京急急忙忙地便于八月二十一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还不够，又在九月二十二日和共产党发表了共同宣言“共赴国难”。（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解释：“共产党赴国民党之难。”）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不要再逼我了，日本老爷，你再逼，我就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没有理会，不仅拿下了上海，并拿下了南京。
    敌人拿下了南京之后，没有向西追进，而发动了鲁南战役，想打通津浦路，使东北、华北、华东滨海地区在大陆上连成一片，因而又给了傀儡师以表演的机会：这次就是在武汉的一段表演了，连我们自己都成为了傀儡的傀儡。
    这一场表演的意义，在今天也是很明白的。除了对内的敷衍之外，对于敌人是在这样说：你公然要再逼我，日本老爷，你看我硬要赤化了呀！
    然而日本人也暂时没有理会，他一心一意地在攻打徐州。本来是姿态，哪里会认得真来？你要认真而且受骗，那是活该！然而陈诚倒因此而坐享盛名了。
    在武汉当时，这位邓演达的旧部（邓在第四军任团长时，陈是营长），随着政治部的复活，认真仿佛着邓演达的再世。
    谁能说不像呢？邓演达在北伐时的武汉，除担任政治部主任之外，兼充湖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而陈诚在抗战时的武汉，除担任卫戍司令之外，实授政治部部长，不久也兼充湖北省**主席。六臂三头，后先辉映，无怪乎这个小木头人，有时候也就真的“不可一世”了。
    二、李公朴被扣
    就在扩大宣传周完结后不久，有一天，三厅的同人们大多数才穿上新制的军装，开往政治部本部去做纪念周，便轰轰然听见这样的传说：李公朴被陈诚扣留了！
    详细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至今都还不知道。
    有的朋友这样说：公朴从华北回来，在这天清早去见陈诚，毫无忌惮地批评了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陈诚听得不耐烦，一时火发，便把他扣留了。
    公朴那时还年轻，说话有时不加考虑，因此他就在进步人士方面也曾受到一些误会。不幸他又碰上了那正炙手可热的陈诚。陈诚虽然貌似浑厚，而心地是异常阴险的。他在西安事变时，也曾吃过苦头，因此他最恨救国会的朋友们。过于轻率的李公朴，可以说是冤家碰着对头了。
    但在那时毕竟还是在讲团结的时候，国民党外都诚心诚意地在讲求团结，国民党内也尖心尖意地在企图团结。陈诚却未免把自己的威福作得过早了一点。
    公朴被拘，大家为了团结，并没有把事件扩大，营救和抗议在不公开的幕后自然是费了苦心的。
    陈诚呢，为了掩饰自己的急躁，却不能不寻找一个口实，他便一口咬定：公朴煽动工潮。这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那时候汉阳兵工厂的工友们是有着请求减工加薪的酝酿的，因为工作十六小时以上而薪金照旧，实在太偏枯了。但国民党当局却一味予以弹压。他们的理论是：在抗战期间，只能谈忍痛牺牲，不能谈改善生活；假如要谈，那就是鼓动阶级斗争，破坏抗战。
    说来也真是好笑，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就在那抗战前后竟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只要在字面上一提到工农就仿佛是赤化。“工会”要改为“公会”，“农村”也要改称为“乡村”。今天的年轻朋友们不会以这为神话吗？是的，国民党反动派就确实在我们眼前造出过这样的神话时代。
    李公朴对陈诚的谈话想来也谈到过汉阳兵工厂的问题，于是他就被戴上了一顶红帽子，成为鼓动工潮的赤化分子了。
    但赤化分子就有罪吗？周恩来副部长难道不是共产党员？
    听说我们的周副部长，关于李公朴的问题，严烈地向陈诚抗议过：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来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扣留！”陈诚不顾前后地这样顽抗，但其实他应该说：“我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来扣留。”
    李公朴的被扣留，事实上和张学良一直到今天都还被扣留的情形，完全是一样。简简单单地说，就是反动派的作威作福，图谋报复，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李公朴在当时毕竟还算是幸运，他只被扣留了一个月的光景，终竟恢复了自由。
    这段插话我把它写在这儿，不妨把用意自行揭露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武汉，一般的人民权利是受着反动派的怎样严烈的限制。当然一切都是在进展的，反动派也在变本加厉。
    三、竞争者出现
    自从康泽奉命以假警报解散了我们的扩大宣传周的大游行之后，这位英雄对于三厅的工作竟以竞争者的姿态，事事出头干预，而且争夺。
    例如编印《敌寇暴行实录》，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归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办理的，而二厅要抢着做，说康泽的别动队在沦陷地区可以收集多量的资料。但这项名誉却被一厅的贺衷寒抢去了。部里决定组织一个编纂委员会，由一、二、三厅派员参加，以贺衷寒任主编。这在我们倒是无可无不可的，我们的作风是“办而不包”，反正有工作做便好了。事实上这部书的产生，从收集材料到编纂、印行，以至保管、分发，一直都是由三厅的人做到了底的。
    我记得，印刷是由我们出头交涉，由商务印书馆的**分馆承担的，全是图片，编印得相当精美。虽然后来在长沙大火中损失了不少，但印刷的数量很多，我相信在各地的图书馆或者个人的藏书中一定是还有保留着的。
    抢对敌宣传品的编制，未免太不近情理。然而比这更加名正言顺的抢夺，是整个五月的工作，差不多全被二厅抓过去了。
    五月是革命的月份。一开头就是“五一”劳动节，接着是“五三”的济南惨案，“五四”的文化运动，“五五”的革命**，“五七”、“五九”的国耻纪念，更加上最后的“五卅”。这假如要放手做工作，正是好机会。
    然而康泽却抓紧了这个机会。他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抢做五月份的工作。他说：五月份的节日，差不多都和二厅的业务组织民众有关，应该让二厅来主持。结局是他占了胜利。外边有人说：我为这事和康泽争持得很厉害，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的预算一直没有成立，只要工作费不给你，你便无法进行工作。因此这革命的五月倒反而成为了我们的闲散的一月。“五一”，在康泽主持下，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三”至“五九”，被规定为“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由二厅与军政部的兵役处主持，三厅则从旁协助，也无声无臭地度过了。“五卅”，在筹备当时便讲定归并在“五三”至“五九”里面，更无须乎再来“雪耻”了。
    一切真是理想地做得来无声无臭。这在我们，有些朋友也乐得看肖神，认为他们是失败了；但在他们，其实正是大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企图的正是要无声无臭，他们是怕刺激日寇的！
    日寇在当时正在加紧进攻徐州，这可能使反动派产生了一个幻觉。他们认为日寇的不肯直接进攻武汉，或许是怕他们当真赤化了，故不再相逼。
    当然，除掉这个幻觉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深入膏肓的**病——害怕民众。
    四、徐寿轩辞职
    第五处第一科科长徐寿轩的辞职，大约是在五月初旬吧，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
    徐寿轩本来是国民党的进步分子，而同时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他因为进步得太快，致遭国民党的敬远，而为东北同乡梅佛光、刘不同等所排挤，在战前便跑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刚好回国，被邀加入三厅，在他是抱着相当高的工作热情而来的，但在入厅之后他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的打击。
    为了印行《抗战将军李宗仁》，首先便得到一个黑点。部内竟因此而开始了文件审查的限制，于是乎一科的工作便根本无法展开，徐寿轩便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我说拂袖而去，这倒并不是修辞，因为徐寿轩临走的时候曾经和我动过声色。
    一科的朋友们平常做杂志或新闻副刊的文章都是很拿手的，但那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左翼文体，却不适宜于对士兵、对民众的宣传，当然也更不适宜于“官厅”的体制。因此所做出来的文章，十有九八不能适用。可以适用的，送到部里去又每每受了批驳。这可使徐寿轩大不耐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