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1588第四十六章百姓监督亦乃我大明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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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色四合，夕阳将殿内分割为光明与晦暗的两界。
    皇帝的脸就恰好埋在这阴阳两界的交界处，看上去一片昏黄一片惨淡。
    张诚知道皇帝是被马政的败坏程度气着了。
    其实马政究竟坏到怎样一种程度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皇帝已然知道马政是这样的坏，坏得皇帝不得不下令采取一些制裁手段。
    这时候张诚心里还没有把朱翊钧的话当成一件大事去理解，他将皇帝生气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少了马就练不成禁军了”，
    “皇爷莫要动气，近两年水旱灾患不断，朝廷屡次蠲赈，六部入不敷出，都去找太仆寺拆借，太仆寺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
    张诚将手中的奏疏轻轻地搁在御案上，小心地向朱翊钧出着主意，
    “皇爷要好马，底下人哪里会有不应的？大不了奴婢再让张鲸去一趟山西，晋商里头会养蒙古马的可不少。”
    “至于京畿的马贩，那更是容易，只要皇爷一声令下，厂卫自能为皇爷解忧……”
    朱翊钧打断道，
    “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朱翊钧对于此处的“标”和“本”分辨得是很清楚的。
    这些倚靠着太仆寺和“势要之家”大发百姓横财的京畿马贩在现代有一个更立体化的别称，即“临时工”，一个官僚衙门的“编外人员”。
    从刚才与徐泰时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个衙门接纳“临时工”是很合算的。
    官员的俸禄由朝廷决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
    徐泰时能那么坦然地向皇帝道尽马政利弊，就是因为他作为正式官员，在这种体制内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朱翊钧现在可用的几个最为简单快速的处理方法，恰恰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一个法子便是像张诚说的这样捕杀京畿马贩，引进晋商胡马。
    但是这定然不能长久。
    太仆寺有的种种猫腻，司礼监和东厂未必就没有。
    即使司礼监和东厂从生理上提高了“成为宦官”的准入门槛，但是“临时工”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准入门槛的存在。
    到头来，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盘剥百姓的马贩的后台倚仗从太仆寺变成了司礼监。
    原来马贩要交给太仆寺的好处费，变成了司礼监和东厂一项灰色收入。
    或者更糟，司礼监和东厂多了一项收入，太仆寺的好处也没少。
    反正晋商比解俵的百姓有钱，一样是待宰的牛羊，养马晋商这批牛羊比解俵百姓还要肥上一层，足够供两个衙门的官僚吃饱喝足了。
    到时买马的钱花下去了，马却还是没买来，太仆寺和司礼监互相推卸责任，他朱翊钧难道要拿养马晋商开刀吗？
    因此朱翊钧不得不对张诚存着点儿疑心。
    即使要改买晋商胡马，这买马的钱也大抵都是百姓缴纳上来的折色俵银。
    万一太监们和太仆寺相互勾结，哄着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全部改征折色，那不就等于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项负担、多赋予了官僚一样敛财名目？
    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将京畿马贩全部捕杀殆尽，不代表这一“马政临时工”群体改日就不会卷土重来了。
    依照朱翊钧在现代的经验推断，这些京畿马贩为了获得能征敛百姓的机会，一开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编官员付出过一笔“保护费”的。
    太仆寺官员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为了收取手中权力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又不愿受到上边的怪罪，便发展出了这样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
    他们将征敛的特权外包给临时工，收取一笔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完成了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后，便将皇帝追责的责任也同时转移到了这些临时工身上。
    当然，朱翊钧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调换官员。
    但是这个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倘或教人以为徐泰时是因为向皇帝说了实话才被调离太仆寺的，那往后还有谁敢向皇帝说实话呢？
    历史上崇祯皇帝吃了革职韩一良的哑巴亏，使得崇祯皇帝后来变相地成了一个“聋子”，朱翊钧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辙。
    徐泰时敢对皇帝说实话，就说明他已经算准了皇帝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彻底根除“马政临时工”的寻租空间。
    即便朱翊钧手中有帝王专属的无限特权，可以没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杀马贩、调换官员，但是打杀了、调换了之后呢？
    只要百姓、商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诈的牛羊，只要俵马一事上能有官员的寻租特权，那么无论皇帝用甚么机构去取代太仆寺，也永远会有下一批“临时工”的诞生。
    即使朱翊钧采用第三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相信徐泰时，让徐泰时去清理裁撤那批临时工，得到的也定是一样的、无能为力的回答。
    因为如果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增添临时工有利，削减临时工有害。
    那些京畿马贩为了谋求这些美差，不知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去上下打点、疏通关系。
    这是人家一生事业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难道还能凭他徐泰时一个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说两句话就不算了？
    这就相当于没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没收，那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千万别指望某个阶级或某个利益集团会束手就擒，平白让另一个阶级消灭掉。
    晋商狡诈如斯都没有斗过京畿马贩，官僚集团未必就能比晋商高明多少。
    朱翊钧到底是现代人，比崇祯皇帝觉悟高，知道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待问题。
    因此也明白除了想横插一杠捞好处的宦官太监，官僚集团是绝不会为皇帝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
    裁了临时工，百姓减轻了负担，皇帝获得了贤名，主张裁撤的官员却有可能因此断了仕途。
    即使言官秉承上意不出面干涉，但万历朝常见的斗争手段是写匿名揭帖张贴大字报。
    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匿名大字报的疯狂攻击？
    海瑞当年一分钱不贪，都有人另辟蹊径，把海瑞家宅内部的妻妾争端翻出来，抖落到皇上跟前去。
    如今的满朝文武之中，又有几个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过海瑞的清官呢？
    朱翊钧心里清楚，“干净得无可挑剔”，就相当于一道限制官僚裁员资格的高门槛。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团中，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再说徐泰时又不是没有退路。
    倘或朱翊钧现在一下旨，徐泰时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摊子，回苏州老家继续建他徐家的园林去。
    人家的主业是晚明有名的建筑家兼园林设计师，当不当官都不影响他成为苏州名园的建造者。
    说不定当了官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难伸呢。
    因此朱翊钧当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时身上。
    “本”不是徐泰时，治了徐泰时也对马政无益，还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气。
    按照崇祯皇帝的经历来看，官僚集团是有反弹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颁布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官僚集团成功反击回来，最终受害者不是转嫁给朝廷，就是转移到百姓头上。
    所以李自成后来造反的时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评价崇祯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实并没有多坏，却总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们蒙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为皇上像隋炀帝与汉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钧虽然没有乾纲独断的性子，但也并不想当一个时刻被反贼深深同情着的皇帝，
    “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过是少了几匹马，百姓却是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之忧。”
    “既然太仆寺的运转用的是百姓上缴的俵银，那理应由百姓来监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殿内的光线也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来。
    皇帝的脸从昏黄惨淡的阴阳交界处摆脱出来，变成一种肃穆得近似于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当年颁布的中，不就有一条‘民拿害民官吏’例吗？”
    以明朝历代帝王的经历来看，和朱翊钧一样当过“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于某种程度上和朱翊钧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认为真正能阻挡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官僚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众能保护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团便无处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国之处就颁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远重于的。
    其中特别针对害民酷吏设置了许多“群众监督政策”，规定百姓有权力将害民的基层官吏绑缚进京，交予皇帝处置。
    换句话说，“群众监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项朱元璋当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现代老百姓朱翊钧为了发布自己构想中的“群众监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政策”作投路石。
    张诚回道，
    “太祖爷用心当真艰深。”
    张诚只说了那么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张嘴了，
    “皇爷若是举棋不定，不如先将马政的事放一放，这辽东呈来的奏疏……”
    朱翊钧却不肯放过他，
    “朕是想恢复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来便是举棋不定？”
    张诚张了张口，道，
    “太祖爷虽有祖训，但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时就被废除了。”
    “后来成祖爷为维护祖训起兵，即使恢复了，但在永乐十九年时也下旨说要一律依拟罪，不许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仁宗爷即位后更是以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文武官为有伤大体，下令只许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陈告，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张诚罗列完朱元璋之后三位大明天子对的实际态度就不吭声了。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吭声了，事实胜于雄辩，朱元璋生前最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