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豪从相亲系统开始》深陷奥氏风波、意外丢失记忆第0796章：一代人的权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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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能力，但对其的德行、名声还是比较认可的。
    没过多久，桓温对亲信郗超说：“殷浩有德行、善言辞，假如以前让他出任尚书令或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之前让他担任一方大员，实在是用错了方向啊。”于是他便写信给殷浩，邀请其回到朝廷当尚书令。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为啥在那时，看人最准、最知人善任的，反而是桓温这样的“逆臣”？
    收到信后，整日里自怨自艾的殷浩大喜过望，他立即回书一封，不仅欣然接受任命，还深切地感谢桓温既往不咎、虚怀若谷，自己一定会尽心效力之类。
    此时的殷浩，哪还有当初傲然说出“官本臭腐，钱本粪土”清高言论的影子？
    然而，当他把回信装进信函后，担心自己的措词存在不妥之处，于是便重新开封、细细检查。就这么又封又拆了十几回合，他才放心地把信寄给了桓温；不曾想怕啥来啥，他忙中出错，竟然把一个空信函寄了出去。
    桓温收到信函后，打开一看竟空无一物，以为殷浩这是在故意羞辱自己，自然是勃然大怒，从此断绝了启用殷浩的想法。
    两年后，忧惧交加的殷浩病死在了东阳县，一代名士，落得如此可悲可笑的下场。他的遭遇，是魏晋南北朝一些“名士”的真实映射：
    这些人精于哲学、德高望重，深受士大夫群体的推崇，掌握了南朝的核心资源；
    但那个时代，是个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豺狼虎豹横行天下的乱世，这些文人并不具备解决错综复杂困难的能力，如果把他们放在不合适的岗位，只能是既自取其辱、又祸国殃民。
    年纪轻轻的姚襄，就能把东晋宰辅殷浩玩得团团转，司马氏王朝为何会江河日下，原因不言自明……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痛哭流涕。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
    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不可一世的主儿；二是皇上司马睿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东汉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
    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皇帝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熟视无睹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
    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
    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司马懿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
    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服。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士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
    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是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
    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
    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160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王导立下了如此大功劳，成为司马睿政权的支柱力量。公元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晋愍帝遇害。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
    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不得不搬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大道理说服司马睿。
    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是，王导可以成为和司马睿一样的太阳和国主，只是他不愿意做！
    民间则形象地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
    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
    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并不过分。事实上，随着皇权在乱世中不断削弱，政治世家的势力不断高涨，皇帝只好仰仗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坐稳龙椅。“王与马”的案例并非特例！
    当局势稍微稳定后，皇帝就开始琢磨如何稳固皇权了。司马睿坐稳了龙椅后就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族大家的力量给打压下去。具体到琅琊王家，性格张扬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
    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王导被疏远了。
    王导为人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动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脾气不太好的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
    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王敦给全族人捅了大娄子，刘隗和刁协抓住把柄，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
    王导认定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对于司马睿来说，王敦造反提供的不是将琅琊王家连根铲除的良机，而是一次威胁政权的考验。
    他同样没有离开王家支持自己坐稳龙椅的实力，司马睿和王家的命运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赦免王导等人是最现实的选择。说来，皇帝也不好当啊，要考虑到统治根基问题，考虑到各方面的力量平衡问题，考虑不当就连皇帝也做不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连皇帝也奈何不了那些显赫的世家大族们了。
    却说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
    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拒绝接受，依然做他的大将军。他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
    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