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二百三十五章在飞机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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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属必要。俗话说得好，小心无大错。在战场上，我们最好先尽量不犯错误，再考虑适时的主动出击。”刘建业说道。
    “实话跟你说，委座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委座曾经考虑，我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方面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情况下，我们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够保住一条能够顺利得到外界援助物资的陆地通道也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不想太多。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意愿及盟国联合作战等诸多方面问题，委座认为，从缅甸撤军不太现实。”林中将对刘建业介绍着。
    “委座的考虑确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以我的看法，比较符合我国利益的选择是先确保曼德勒地区，在此作纵深防御，伺机发动反击。战略战术原则应当是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以守作为攻守的重心。”刘建业考虑了一会对林中将说道。
    “委座原来的想法，就是集中远征军主力在曼德勒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委座认为，在曼德勒地区作战有几下几个好处：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广大地区之屏障，同时，又是我国经缅北西向印度公路、铁路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充当我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使大西南地区免受日军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我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我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我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守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我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林中将说道。
    “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曼德勒，固守以曼德勒为起点之斜线，得以保住密支那与腊戍，使中国与印度间公路铁道之交通不致中断，就能保住缅西北的大片土地。这样我们就对日军形成可进可退的态势，同时还能继续获得外界援助物资。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从曼德勒向下缅甸的日军发动反攻。这样的战略构想，为何没有实行呢？”刘建业不解的问着林中将。
    “还不是因为那个老头。”林中将指着史迪威的背影，对刘建业说道。
    “这个我知道，他一心想着要我们从同古向仰光反击，然后再打到毛淡棉等地。把日本人赶出缅甸。只是在目前的局势下，这可能吗？以我们的这点力量，能够守住上缅甸就不错了，哪里能奢望反攻？那个老头在陪都还居然说立即发动进攻，这个时候我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而且我敢说，只要一进入缅甸的日军第15军作战不顺利，日本南方军肯定会征调更多的精锐部队到缅甸作战的。到时候，我们能不能活着回的去都成问题了。”刘建业对林中将说。
    “我最担心的是那个老头一旦到了缅甸，就会自行其是的。”林中将担忧地说道。
    “我想他一定会的。我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很固执，在陪都的时候，他还能暂时表态放弃反攻仰光的计划，但是，一旦他到了缅甸以后，那里就没有人可以直接制约住他了。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会把校长的计划全部忘得光光，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刘建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在原先的那个时空里，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就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完全不考虑最高统帅的意见。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最高统帅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迪威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最高统帅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最高统帅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最高统帅在腊戍接见代理远征军司令官的第五军杜军长时，当面表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命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军长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最高统帅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最高统帅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在回到重庆后最高统帅又特地给杜军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最高统帅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
    可见，不管最高统帅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军事文化和传统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最高统帅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最高统帅当时尚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最高统帅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迪威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最高统帅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最高统帅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最高统帅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依照最高统帅本人对史迪威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最高统帅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最高统帅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中国驻滇参谋团的林团长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最高统帅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糕透顶，职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