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天变》关于崇祯内帑的网络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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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南明史》中他又表达了相同的遗憾“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
    按照顾诚的观点，李自成等进入北京城之后，依然实行追赃助饷，对众多官员肆意拷掠搜刮，并不是经济上的需要，纯粹是革命情绪过于高涨，阶级感情过于朴素导致的结果，因为他相信“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但实际上果真如此么？莫非李自成等人真的愚蠢到在没收内帑足够两年以上支出的情况下，还要给自己树敌，为了逼勒钱财，而平白给自己增加许多潜在的敌人？归根结底，历史人物的行为也还是受自身利害关系的支配，所谓的李自成等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说来固然动听，但若真用此来解释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则未免显得苍白无力。
    李自成等人并非是进了北京才实行所谓的追赃助饷政策，对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别人不清楚，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北京城内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官员，他们的支持与否对全国局势之安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自成等人再傻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更何况城内还有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家属，而吴三桂后来在本已决定投顺，走到北京的半途，突然又决定反叛，转回山海关，改投满清，恰恰是听了从北京城中逃出的人描绘的情形之后才作出的。南明史中对此的描述是“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无论真实原因是哪一种，都和吴三桂走到半途时听到从北京城里传出的消息有关。在一片拷掠之下，城内逃出的人对李自成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在明知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仍旧要实行这一政策，真实原因并非如顾诚所说的那样，李自成等人不够高瞻远瞩（事实上这实在并不需要什么高瞻远瞩，李自成在搜刮到足够银子的情况下，“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馋，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晌额，一律释放”，就足以说明这点。），又或是所谓的“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真实的原因恰恰是李自成等人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是和崇祯同样的问题！军队需要军饷，而军饷从哪里来，正因为皇帝的内帑里找不到，所以才要通过惯行的
    追赃助饷来解决，甚至还要抢劫商人财产！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的这段记载“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已经相当能够说明问题。正因为崇祯的内帑根本没有什么钱，正因为“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所以他们才不得不用“酷刑追索”，即便“大失民望”，包括大失官望也在所不惜。如果真如顾诚所说，“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那还用得这样“酷刑追索”“大失民望”么？还会有“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这样的对话吗？对这类记载并不是闭着眼睛，一概否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以上大多是根据各史料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判断其记载的可信度。我们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作身份判断辨析一下。顾诚在反驳姚雪垠的时候，针对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话批驳说“这篇东西史料价值很低”，理由为胡介祉的话都是摘抄自他人。这样的批驳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对于胡介祉摘抄的源头王世德的记载的史料价值，顾诚却不做评论，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实”就敷衍过去了。
    但实际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这些人的记载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据《明史资料丛刊》编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
    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
    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又一个“闻”，更要命的是这个“闻”，究竟是“闻”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