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14章秦王之尊〔廿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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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孩子的知觉速度已超过成人的90%，推理能力已达到成人的80%。而对于同时遭受这样打击的8岁的李隆基而言，他还没有形成对复杂事件的分析能力，直观的感觉会相对感性。毕竟8岁孩子的知觉速度是成人的一半，而推理能力仅为成人的30%。心中的痛苦情绪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便会植根于其潜意识之中。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儿时重大而深刻的经历会对其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也提及深层心理（即潜意识）表现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与感情有关的痛苦回忆”。也许正是母亲的死亡使得李宪潜意识中存在对宫廷斗争的恐惧和对平淡生活的渴求。在宫廷斗争中强烈的生存**，是他辞让储位的主观因素之一。
    有着相同经历的李宪与李隆基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母爱的缺失导致他们转而追求兄弟间的关怀，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上寻求感情来弥补。在心理学上，这种补偿心理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其他方面来弥补或掩盖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李宪与李隆基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李宪去世后，李隆基曾回忆与李宪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就是到李隆基即位后，兄弟关系依旧如故，“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玄宗常常“幸宁王第，叙家人礼”，还对李宪不拘泥于君臣之礼，以“宁哥”相称。宁王李宪也曾为玄宗亲自撰写一部起居注。玄宗对此十分感激，“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但很可惜，此书毁于安史之乱，没有能留存下来。如此坚实的兄弟情义在权力斗争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李宪将储位让出，也与长期经营的兄弟之情不无联系。
    幼年母亲的缺失，使得父亲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先天遗传也好，还是后天熏陶也罢，李宪与其父睿宗的性格十分相似。
    唐睿宗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连嫂子，侄女，妹妹都有称帝的野心。可以说他生在一个充满**的家族中。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生曾三度让位。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李宪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睿宗“让”的个性。中宗即位后，封李宪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荣宠之至。但李宪却“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李宪从父亲李旦的一生中学得了“让”字。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玄宗在李宪去世后追其谥号为“让皇帝”李宪长子汝阳郡王李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玄宗称赞李璡有李宪的遗风。在李宪的身上，谦让似乎已经深化为了一种传承，就连他的儿子李璡也因此受到玄宗的褒奖。谦让的本性使李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让皇帝”。
    李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在绘画，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史书记载宁王李宪善画马，曾在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画有《六马滚麈图》，玄宗最喜其中的“玉面花驄”，说是“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髭，信伟如也。”李宪少年时期即才气过人,成年后精通音乐,尤其对西域龟兹乐章具有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唐玄宗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梨园的创立。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宪的鼎力支持。开元二年,玄宗隆基决定“置内教仿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并明确“命宁王主藩邸乐，以允太常”。
    因埋葬李宪夫妇的惠陵遭盗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3月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李宪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突厥人及西亚欧洲人形象；既有吐蕃的服饰,也有胡舞胡乐,更有西来的良马。在墓室东壁绘有《观赏乐舞图》,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下部分为三组,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有打铜钹者、吹笛者、打鼓者、吹笙者、拨琴者、弹琵琶者等。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胡人。墓室内的壁画十分有特点：乐舞图被绘制于墓室东壁最注目处，且其他三面壁画中人物较少，以云纹为主。主要表现了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与乐舞场面。也体现了墓主人李宪生前精通音律歌舞及其对音乐的喜爱。
    在文化艺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享有美名。沉迷乐舞的陈叔宝，精通诗词的李后主，擅长书画的宋徽宗在政治方面都是一塌糊涂。文化艺术给人带来的是感性思维，与政治上的理性思维不同。对文化艺术极其喜爱的他们对于政治的热情不高，即使心怀天下，也只是空有热情，缺少更为理性的东西，这样的性格也不适宜做皇帝。
    在考古发掘中，李宪墓壁画内容里融入诸多道家思想，如：导引亡灵的飞人图案，震慑鬼魅的青龙、白虎形象，及标志方位的朱雀玄武图都是我国传统道教在丧葬习俗上的体现。李唐开国，远追道家的老子为祖先。虽然母亲武则天崇佛，但唐睿宗李旦对道家思想却是情有独钟。他本性尚道，为人处事也讲求无为。其在位期间兴修道观，两个女儿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也出家度为女道士。玄宗即位后也秉承崇道抑佛的政策。由此推断，李宪对道家思想应该也是极为推崇的。同其父李旦一样奉行道家无为的李宪，估计对政治的兴趣也不大。太子的位子也许对于他来说无关痛痒。
    玄宗即位后，也曾将李宪让位的事迹大。他在李宪去世后感慨道：“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也许他从没想到过大哥李宪可以自觉将储位让出。李宪对玄宗可谓是倾力相助，最终也是结局完满。
    李宪在玄宗即位后时常借机告诫玄宗不要好杀轻生。看到玄宗沉溺于音声，李宪也为此担心。提醒玄宗，“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听后默然不语。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世人开始回味深思李宪曾说过的话。
    李宪虽让位，但作为兄长也时常敲打玄宗，委婉的提出建议，玄宗也可以虚心听取。这样和睦的兄弟关系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也可以看出李宪避让储位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出于他审时度势的智慧。
    玄宗李隆基也同样了解大哥李宪并不是一个无才无能之辈。只是李宪不愿做皇帝罢了，当然，也没有机缘。但再坚实的兄弟关系在权力斗争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你无称帝之心，并不代表你周围的人没有拥立之意。玄宗的四位兄弟再加上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五位正统的皇室贵族，正是玄宗的防备对象。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玄宗李隆基未雨绸缪，即位后不久便实施了一整套削弱诸王势力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宅邸监控、调任地方和情感关怀这三个方面。
    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一同居住在长安的兴庆坊中，也称其为“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而玄宗为表示其兄友弟恭，亲密无间，便让兄弟们都住在了兴庆宫的周围。“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挥，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同时，“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还时常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这个花萼相辉之楼无疑就是一座瞭望塔，登高远眺，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尽收眼底。如有异动，便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若查看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则不难发现，建花萼相辉之楼的目的直指宁王李宪。李宪所居住的盛业坊紧邻兴庆宫并位于其的正西方向。李宪的王宅在盛业坊的东南角，而花萼相辉之楼则在兴庆宫的西南角的西侧。其位置与李宪宅在同一横线上，之间只隔有一条路与两道围墙。登高观览，李宪府邸内的状况就如同“现场直播”。看似生活潇洒无拘无束的李宪，其实完全生活在玄宗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事实上，花萼相辉之楼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玄宗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此时的玄宗不免有些许担心，何物如此重要，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很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对宅邸的监控还反映在诸王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上。他曾发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的命令。薛王李业就因与大臣张说交往过密而遭到玄宗的怀疑。但由于李宪不善交际，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总体上来讲，诸王对玄宗的心思也是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玄宗即位初期，开元二年至八年间外放诸王到地方去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同时，为巩固兄弟情谊，“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身处京城之中，诸王的生活在玄宗的关怀之下也非常充实。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还要“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则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玄宗正是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来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礼尚往来必定是最常用的交流感情的方式，对于皇帝来说，那就叫赏赐。玄宗“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赏赐只是额外收入，诸王的实质收入还是食封。“唐法，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