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骁将》诸葛亮拿什么恒久地感动着历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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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笔者遍检史籍，在一部二十五史人物传的赞语中，还没有读到比这评价更高的。然而，诸葛亮既属“管萧之亚匹”，为什么管仲和萧何得不到这样的赞美？迹近管萧，善安邦而治国，并取得辉煌治绩的贤相多矣，为什么即便是名声特大的古贤伊尹、周公，唐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也得不到这样的赞美？是别的史家吝于用词，还是陈寿过于溢美？显然都不是。
    忠、正、平、仁、公
    细读诸葛亮事迹，就不难发现：一个崇高的人品，完美的人格，粲然巍然，耸立面前，让你不由得不肃然而生敬意。诸葛亮远胜其他历史名人征服人心的强大魅力，正在这里。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为一个“忠”字，忠于国家的统一事业，忠于高尚纯净的友谊，忠得一心不贰，不掺半点杂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和刘备，既是君臣，更是在“汉”字大旗下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崇高目标结成的挚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和刘备为封建时代的君臣知遇，写下了“稀世一时”的珍贵篇章。特别托孤一幕，堪称绝唱。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至真至诚，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也答以至诚至真，涕泣以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自此以后，十二年间，所言所行，无一不是为着实践这一誓词。在中国几千年古史中，君臣之间相知相答到这般境界的，实在少之又少。诸葛亮在这之中表现出的高度人格美，足以使其他所有“忠臣”黯然失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蜀汉王朝，才没有搬演中国古史惯常上演的权臣由专政进而窃位的“保留节目”。而这在当时的魏和吴，却是频频演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
    诸葛亮恒久的人格魅力，更主要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曰持身正，二曰执法平，三曰为政仁，四曰选才公。如果说，诸葛亮的“忠”，难免印着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有其局限性，这四个方面，则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从中受到震撼性的启迪。
    诸葛亮持身正，在当时是岀了名的。初出茅庐，曹操的丞相掾赵戬即赞其“正而有谋”。诸葛亮为人正派，乐听谠言，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他开府治事，第一件工作便是鼓励属下对他的指示勇于“违覆”，大胆驳正，认为“违覆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街亭败后，有人劝他征兵再战，以掩前失。诸葛亮不肯，而是如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上表要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教诫子弟“俭以养德”，自己首先切实行之，一生生活简朴，官俸之外，不营私产。他曾上表刘禅，述其家中经济状况和终行俭朴的决心：“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及其死，“果如其言”。诸葛亮任相十五年，特别在刘备死后，他是实际上的蜀汉一号人物，那“收入”按说是不低的。他却将相当一部分用于抚育将士遗孤，自己和家人则生活得很是清俭。陈寿赞诸葛亮为“管萧之亚匹”，如果就自奉节俭这方面而言，管仲、萧何根本不能同诸葛亮相比拟。管仲自少至老，既贪且奢，相齐以后富拟公室，生活僭越。萧何强行贱买百姓田宅数千家，被告到刘邦处。像诸葛亮这样，勋业盖众，位拟人主，却持身极俭，实为其他名贤所莫及。诸葛亮持身正，治家也严，子孙皆有其忠贤清正之风，为世所叹慕。他因此比别的名相又多了一分人格魅力。比如唐代的五大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持身不可谓不正，治国不可为不贤，却无一人没出过败家子。
    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谓“大德”，即执法公允。他治蜀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处死挚友马谡，而擢拔降将王平；罢免同受托孤之命的李严，而重用郡衙小吏何祗，无一不出以公心，无一不恪守国法。诚如张裔所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治蜀，罚虽严而为政仁，蜀汉政治优于魏、吴，主要体现于此。陈寿叙述诸葛亮的政绩，一则说其“开诚心，布公道”，再则说其“用心平而劝诫明”，归根到底，所讲的就是一个“仁”字。袁准论诸葛亮为政，称其“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讲的还是一个“仁”字。而且不仅在国内仁，兵之所至，仁也随焉。以蜀一区区小国，八年间“无岁不征”比其大数倍强数倍的曹魏，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国内却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吴骚乱不断，老百姓对诸葛亮的拥戴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的仁政，在少数民族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采用马谡建议，确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战略方针。战争中，不多杀人，唯服其心。对首乱分子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之感动，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战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且不留兵。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较之魏和吴纯用武力征服和编管的办法显然进步许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真诚拥护。诸葛亮死后，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悲痛难抑。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诸葛亮堪称中国古代仁政理想实践的典范。
    诸葛亮英才盖世，也特别重视人才，他选才有慧眼，用人自公心，史称其治理下的蜀汉，“官属皆天下英俊”。他提拔官吏，不讲门阀不论资历，唯看才德，同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唯门阀为重，孙吴专用江东士族的干部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中有一段诸葛亮用人公正的文字，读来很是感人：“始，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据说，何祗被擢为广汉太守后，“每朝会，祗次洪座。洪嘲祗曰：‘君马何驶？’祗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不仅善于发现和选拔一般人才，尤擅在此基础上发现和选拔栋梁之才。姜维本是曹魏降将，蒋琬原为县长，费祎乃刘璋亲戚，诸葛亮看出三人皆“社稷之器”，培养，提拔，尽其器能，诸葛亮死后，三人遂继之撑持蜀汉江山三十年。
    持身正，执法平，为政仁，选才公，一个政治家，四者具其一，便会受到人们的敬仰，而诸葛亮却四者兼备，且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他身上所迸发出的人格光辉，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殁后，都生发出强大的折服人心，震慑人魂，昂奋人魄的力量，使人对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服，不得不学。
    刘禅曾被人们当作昏君的典型，至有“扶不起的阿斗”之说。然而，刘禅却与一般昏君多有不同：他尊信诸葛亮，一无所疑。不仅诸葛亮在世时，权力一委诸葛亮主宰，而且于诸葛亮死后整整三十年间，一遵诸葛亮遗制，全用诸葛亮选定之人，爱之者用之，恶之者同样用之，不做丝毫变更。这之中，固然有刘禅并不全昏的因素在，但最根本的，还是诸葛亮巨大的人格力量，诱引着、震慑着刘禅，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遵奉着诸葛亮的一切。
    廖立被诸葛亮由侍中徙为校尉，接着又废之为民；李严被诸葛亮由蜀臣中二号人物的高位拉下，弃置不用，处罚够重的了。但闻诸葛亮死，这两人比别人还要悲痛。廖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袵矣！”李严竟“发病死”。廖立想到的是国家失去栋梁，难免一亡；李严想到的是诸葛亮迟早会再用自己，而他人没有这种襟怀，“故以激愤也”。他们受重罚而思罚者，感佩的都是诸葛亮的为人。这，尤能看出诸葛亮人格力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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