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档失败的大鬼斩役物语》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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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高的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模糊，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启示。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足官员觉得“清国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轮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了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识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谦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利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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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以上文字，优子莫名其妙就有种泪流满面的感觉呢！天涯何处是神州？
    话说，5月13号嘛，年的今日，印度尼西亚那边开始发生针对华人的暴力犯罪，被称为“黑色五月暴动”。
    另外，声优间岛淳司（这货是僵屍吗的相川步、绯弹亚莉亚的远山金次）是今天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