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民国三人行》218原来如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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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农民动员起来，以便深入革命，苏联顾问炮罗廷等人提出了“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理论和政策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不计后果，过分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形下大量出现。
    这就造成了当年湖南的农运有些过火，但也是基于中国长期社会矛盾积累的一种因势利导。自觉不自觉的因素都有，实在不好控制。尤其这是作为”主义第一次领导的农民运动，没有经验可循，且又受到苏俄错误“经验”的指导，以及苏俄人员的错误指挥，但不可否认的这却是第一次针对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次变革尝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是第一次有政治力量尝试为农民谋取利益，尝试改变农村落后贫穷的状况。
    当然教是惨重的，损失是巨大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陈建峰当然知道，这也是将“实验”放在地形封闭人口稀少的海南的原因。
    长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为海南的运动准备好了温床，突然的政权变更又使社会秩序处于混乱懵懂状态，再有几个积极分子鼓动，所欠的就是一个火星，当王琼花打出复仇的第一拳意味着这个火星已经迸发。
    人们内心深处都是有潜在的受迫害妄想症，而海南现实的状况使得大多数民众都有受迫害的“经历”或许这个经历就是一句口角，但在躁动的时刻，这个迫害被无限的放大，而当有人爆发了第一下，人们又普遍具有盲从性，这就发展为火花。
    施暴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有一种快感，人都是暴虐的。只是受各种“秩序”的限制。但是当身边聚集的同伴。人另种恶性叉萌发了“法不责众”或是以口吼四共同行动的他人”但即便如此，这时作为维持秩序的“强力机关”如果执行恢复秩序的行动。也能迅速的平息事端，而旧政权的被消灭，新政权的不作为甚至鼓励的暧昧态度使得秩序对人的限制顿时荡然无存。
    另一个诱惑适时而止。那就是利益，不劳而获的利益，于是，受迫害妄想症发挥到极点妄想出的多年积攒的“积怨”的爆发，施暴的满足感，同伴间的鼓励和壮胆即自身力量强大带来的自信感，将错误推谭给同伴的“自身清白”即无罪过意识，无政府状态下不虞受到惩罚的无成本概念，还有看的着的利益的诱惑，一条就能使人疯狂，更何况这么多集合在一起。人们不疯狂根本不可能。
    而作为海南运动的急先锋也就是积极分子，当然是“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经济上是贫困的，政治上是无权的。社会中是边缘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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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湖南的运动以及众多的”党领导的运动后来被国民党定性为“痞子运动”这事也无法争辩，只是一用哥老会为农民开道，国民党同时也用青洪帮镇压工人农民，即便是后世屡见不鲜的“颜色革命红衫军”等等难道不是痞子运动吗？
    民国大多数民众，应该是世上大多数民众都是老实本分希望安定的，这也导致他们的反抗精神不足，斗争的**也不够，不抗争斗不代表他们的状况良好。（蒋经国到了台湾为什么也要土改呢）实在是他们“特别能忍耐”而他们的这种忍耐往往被认为是软弱可欺，上位者漠视他们的权益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
    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把其统治中心和经济支柱放在城市，而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存在于城市，除了那些必须在农村才能存在的采矿业。
    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税收征收也仅仅能控制住盐税和关税这两种，土地农业税收则掌握在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或者说是军阀手中，这就使中央政府无力对农村进行管理和改造，而地方政府则是无心。
    而那个时空真正关注农民利益的就是只而湖南的农运为其后的农村经营积累了经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一次相融合，而不是之前的机械照搬。其后的时间内…的农村经营取得了相比国民党的成功。
    在其后的南泥湾大生产中，涌现了众多的劳动英雄和劳动积极分子，比如一个叫吴满根的贫苦农民由于劳动积极被边区政府奖励了的均荒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了旭年他已经是“雇了两个长工，一个做饭的老汉，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要雇短工”吴满根这就成为了革命的富农。
    再其后的解放前夕的农村的土改，又出现了“翻身英雄”何谓翻身，肯定是原来的贫雇农。但与劳动英雄不同，这些翻身英雄大多却不是劳动能手，实际也无需是，他们只需要革命即可，富农的主的浮财就是他们翻身的资本，而且越穷越革命。
    这一状况延续到了解放后的土改结束，若干年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在集体劳作时。突然发现生产队掌握扶犁播种等等需要娴熟劳作技艺的生产队员，年纪大点的成分全是地主富农，而与他们同龄的生产队的文书会计保管记分员等等却是大多不会这些技艺，只是他们全是“翻身”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的农民政策成功是相对于国民党的成功，而不是成功的根本的解决了农村农民的问题。
    这些陈建峰都走了解的，为什么要在海南做这样的实验，就是让国防区新生党的领导层关注民国的农村问题，明白农村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仅实现不了共同发展。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因素。
    这个运动也要让那些乡伸的代表警醒，尽管“救济不救穷”是传统，但是看一看穷鬼的力量，再想想自己可能的处境，让他们能真正的理解并支持国防区现有的农村政策，至少产生对那些苦哈哈们的敬畏。
    还要让国防区新生党的领导层看到这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的丑态，在选拔干部吸收党员时将这样的人排除在外，不仅仅是这样。国防区实施的军国民计划”也就是民军兵团的重组要将这样的人在改造完成之前排除在外。
    国防区需要的是吴满根这样的劳动英雄，而不是“翻身英雄”或许这些翻身英雄具备一定的能力，比绝大多数民众要头脑灵活，比普通民众更容易成为“革命的力量”但是与其产生的反作用力的危害相比，这点能力不足道。毕竟民众的主体还是老实人。
    军国民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提高民众的反抗意识，而不是对他们实施愚民政策。有抗争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痞子，但缺乏抗争精神的顺民是愚民的可能性很大，国防区不需要愚民，更不会制造顺民。
    回到现实，海南的运动第一阶段即“打烂旧秩序”已经了结，现在是“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了，“镇压”当然是镇压，浮财过过手，成了罪过，浮财落入军政府手中，能吐出来吗？
    “痞子手段”陈建峰在海南运用的当然是痞子手段，但是，历史已经证明，痞子手段不长久，如果沉浸于痞子手段的巨大收益，那才是危险地。好在陈建峰还算清醒川
    沈俊发站在小艇的后部，再一次的远眺越来越模糊的那个小岛，这一个月来，他率领一个团的兵团人员，修筑好简陋的营盘。码头，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飞机场。尽管不明白司令为什么对这里的小岛子这样的重视，在他心目中国防区的地盘大的足以忽略这里的小岛子。
    但是他还是恪尽职守。率领一团兵团人员克服了难以详尽的困难，完成了初步的建设之后。留下两个连的兵团人员驻守在这里，说实话，这个岛子他是呆够了。但自己亲手建设一个月，离开后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海折号就在不远处钴泊，沈俊发知道这次回去后不一定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心里默念“再见。太平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