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民国三人行》169贵州之设想，四川之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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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贵州之设想，四川之镇压
    “以占农户近半的中农为参照测算的数据是：中农平均有田四十亩，多半坡地，年产粮食八千斤，人口十二，人均粮食660斤，扣除正常赋税种子及其他生产支出，人均占有粮食450斤左右，无论老幼男女强壮羸弱，每年消耗粮食折算为300斤，每人余粮即为150斤，不算衣物油盐等其他日常开支….”
    韩钟鸣把贵州统计上来的数字初步汇总，得出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却是“理想状态”的数据，估计税赋和其他开支都要远远大于那个数字，而统治的样本却是选择自县城附近沿江沿河大道两边交通还算发达的地方。~~~~
    “150斤粮食，日常生活消耗去了也剩不了几个钱，即便加上三百斤粮食的口粮仅能维持一个人最基本的营养需求和日常生活最低的需求，这还是中农，那么下农佃农呢？这里的民众说得难听点，是无效人口，他们的劳作是无效劳作。”
    陈键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及他对贵州下一步整体发展的思路也做了阐述。
    受限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耕作技术的落后，即便是没有军阀土匪的盘剥劫掠，没有所谓的剥削，现占据的贵州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里的民众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也仅仅能够维持填饱肚子的生活状态，如果改变农耕技术和作物种子的改良，加上使用化肥农药，最大的可能是实现温饱，但再进一步发展难度很大。
    即便是不计成本搞了什么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水准，光是靠农业也没有大发展，若是再考虑人口的增长抵消部分发展的成果，甚至会出现负增长，而这却是极有可能的。
    而云贵高原所在的贵州云南广西等省普遍存在的岩溶地形又存在极易出现石漠化的危险，具体到贵州，北部条件还要好于南部，南部的威胁更大，而这种危险却和以人口增长为标志的人为活动对自然的干扰的增加成正比的，而实现温饱却是为人口迅速增加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即便是这里的人口创造了产值和财富，但扣除其自身消耗的“剩余价值”与其对环境的破坏造成的损失相比不成比例，而发源于贵州省内的河流下游地区用于防洪的费用或者水土流失引起的洪灾损失，很可能大于这个剩余价值。
    从这一层面可以说，现在在贵州为发展农业解决贫困所采取的任何举动，所进行的任何投入却是为以后制造麻烦，称之为为害子孙后代祸国殃民都不为过。-====-
    此外山区里的聚居点分散，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若是和平原密集人口聚居地区相比，投资翻上几番不说，产生的效益微乎其微；不去评介“堵车却是公共资源利用最大化表现”这句话是否正确，但这也正从一个方面阐述了人口密集地区公共设施，存在相同投资情况下，比人口稀疏地区，效益高利用率高的优点。
    综上所述，陈键锋认为贵州的山区中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石漠化威胁的地区根本不宜“改造”更不能投入资金人力，干脆移民出去得了，恢复天然状态的这些地方每年光是野生动植物的出产估计也比有人类劳作时创造的价值要大，而环境受益就更不在话下。
    与后来的贵州近四千万人口相比，现在的人口不过一千万稍多点，仅仅贵州省内一成的丘陵河谷盆地等自然环境优越点的地区，发展高效农业养活这些人口并不存在困难，而在贵州蕴藏丰富的水能煤炭有色金属资源条件下，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能源矿产工业都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安置富余人口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至于资金的问题却更不是问题，罗斯福新政对于那些就业的工人是降低生活质量为了生存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对于本就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贵州山区民众却是大幅度的提高生活质素，“穷”有时也是件好事。
    陈键锋觉得只要付出点食物衣物以及工具材料等投资，采用人力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要比这些民众依旧进行的传统耕作农业创造的价值大，而且是有效价值。
    难点却存在于民众的抗拒心理和庞大繁琐的组织工作，以及涉及的产权地产等诸多方面利益上的纠结。
    但是再麻烦也得实施移民为主的系统的改造，这种大改造是把现实问题和深远问题合而为一一起解决，投入是一样的，而产生的效益却是巨大的，如果再把传统的先解决现实问题，等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再投入改造的方式的投入加进去，这种移民的方式简直就是根本算不得投入。
    但是，包括韩钟鸣在内所有的人都不理解陈键锋此举，但不理解是不理解，哪怕是心里有反对的意见想法，只要陈键锋主意已定，该如何做还得如何做，而且一点也不能懈怠，所以现在摆在韩钟鸣等人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贯彻陈键锋意图，而不是与之争论。
    按照陈键锋的意图，韩钟鸣等人提出了诸如：
    缔结姻亲，以点代面，争取一部分人自愿移民，同时在当地民众中建立自己的“嫡系”民众。
    组建类似于基干民军的贵州生产民军，将绝大部分青年民众全部吸纳进去，待其婚后在其原籍之外定点安置，使其原籍不再增加新的人口增加因素。
    采取歧视性税赋政策，盘剥确定移民迁出区域的民众，迫其被动移民。
    【备注，以上举措均不成功，则采取强制措施。
    在确定移民迁入区域在实施歧视性重赋税的同时，实施土地议价赎买，以土地置换实业，没收罚没等方式建立农场，发展高效农业。
    在鲁北军队控制的贵州北部地区，以乌江航道整治，重庆经遵义至川黔铁路的重庆遵义段为主的交通大通道建设；遵义锰矿铝土矿，铜仁务川汞矿的开采，配合当地的煤炭资源有色金属冶炼基地的建设等为重点的工矿业建设将解决生产民军安置的问题。
    而在军事方面：
    军队在巩固现占据贵州北部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进军速度，争取在今年年底彻底拿下贵州，为此，军队的战术不再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而是以夺取主要城市交通要道的枢纽城镇为主。
    在完成歼灭四川川边的残存对抗势力之后，应在第一时间夺占云南的昭通地区，在云南境内与滇军实现直接的接触，保持对滇军的持续压力，形成久拖不决的战事，拖垮滇军。
    同时应在黔桂交界区域实施对广西的持续骚扰作战，以迟滞桂军可能对贵州的侵入，湘黔省界应派驻山东四川民军为主的武装民军进驻，配合驻军清剿残匪，提防湘境土匪的越境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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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键锋还在重庆，就在成都被攻下之时，他和韩钟鸣施密德等人就说过。‘他要坐着火车去成都，否则他不会以任何方式进入成都’，而现在成渝铁路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最初就开始修建川东占据地区的隧道桥梁，随着全面开工，当初每天就有超过四十万的劳力，而这个数字却是逐渐迅速增加的，现在工地上已经超过一百万劳力。
    除了少数从鲁北调来的铁路建设民军，开始的劳力大半是俘虏投诚的川军和当地服差役的民众，但随着鲁北在四川统治的建立和逐渐稳固，大批的不花钱劳力被驱赶到工地上，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个工地。
    这些劳力全是川境的土匪，和黑社会性质的“袍哥”即“哥老会”成员，土匪陈键锋从不玩什么“以抚代缴”，这样只会惯坏了脾气，降低了为匪的门槛或为恶的成本。
    镇压，而且是坚决的镇压，没有任何条件，主动投降劳役一年，负隅顽抗劳役三年直至枪毙，有意见可以，不服从可以，一个子“打”，打怕了打服了为止。
    哥老会这种源自反清复明的组织带有一定的“革命性”的同时，其主要属性却是暴力的，封建的，特权的，无法无天的，反社会的；纯粹的农民组织要想得以生存却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地主阶级等其他阶级的介入和领导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这已经是公论。
    袍哥即川军，川军即袍哥，所有的四川军阀势力无不倚重借助袍哥势力，袍哥同时也借助这些军阀的势力成为左右四川局势的重要力量，已经脱离了其最初成立之初的下层民众代言者或庇护人的角色，成为新兴的特权阶层。
    即便是最初的袍哥组织，维护其成员的举动大部分是针对同样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众，所谓的反抗压迫代替成员出头实质是将所受压迫转移到其他民众身上，其“义”仅仅是会内兄弟之“义”，而不是广大民众之“义”，其正义性聊生有无，反而其蛊惑煽动民众集群闹事祸乱民众的事例层出不穷。
    袍哥为匪恪守一个准则“兔子不吃窝边草”，在存在不打劫骚扰驻地民众的“善举”，为害其他地区民众的“恶行”同时存在，即便是其所谓的保境安民的“善举”之下，其驻地民众是不能白白享受“善举”的，还要为其支付军饷供给。
    直接为匪之外，袍哥在民国其帮会中的高层人物更是与军阀狼狈为奸祸害无穷。
    四川当局在陈键锋的严令下，一方面大力宣传袍哥的伪善，和其危害性，一方面针对袍哥采取了比土匪更严厉的措施，戴着面具伪装的敌人更可怕，更要严格镇压。
    袍哥下层徒众多集中于船运槽帮，码头苦力，小商小贩，取缔令一发布，闹事者甚众，罢市罢工者更多。
    当时上海广州等报刊多发报道“在军阀陈键锋的残酷镇压下，民众反抗运动被血腥的弹压下去，一时间，重庆万县等地商铺关门，码头上无人卸运货物，农村中无人耕田劳作，而不时有被捕者以绳索连缀，穿行闹市街区示众，络绎达数里，军警持棍棒不时相向，一人倒地，连带数十人接连倒伏，棍棒随之相加，其状惨不忍睹，川内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这仅仅还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