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26章权当笑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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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帝国，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创造的辉煌则来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土文化的统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统治了中土两千余年，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有个前提，那就是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的彻底灭亡。
    中土文化的统一不是旧儒学的简单传承，而是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涅槃重生，是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féi沃土壤而绽放的璀璨huā朵。
    在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上，在中土实现了大一统但未能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下，谁能打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桎梏，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来到了这个时代，他还能创造出新儒学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国按照大汉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与民休养”恢复国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权制，那么在思想文化的开创上，同样可以沿袭汉武帝的治国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礼治”并驾齐驱，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施展。儒学重仁政，讲究以lun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制，重在政治事功，这两种思想在汉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中土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与lun理劝导，这其实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给朕一个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宝鼎yù言又止，却迟迟不开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对错，权当笑谈，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提是必须符合帝国发展的需要。”
    宝鼎不再犹豫，还是把汉武帝的治国思路和董仲舒的新儒学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
    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其实有一个重大弊端，那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但大秦的“法治”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治，相当程度上还是以“人治”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的。
    始皇帝耐心地听完，然后低头沉思。
    宝鼎的这种说法其实不新鲜，这个时代诸子百家早就开始取长补短了。儒家大师子夏早在西河授学的时候，就融合法家学术了，而荀子的“礼治”思想中就融合了法家治国理念。韩非子从师于荀子，但韩非子却是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研习的也是法家学术，而他的法家思想中就带有明显的“礼治”sè彩。
    “你现在倾向于儒学？”始皇帝忽然问道。
    宝鼎急忙摇手，“内儒外法，还是外儒内法，其实本质上差不多，都是法治和礼治双管齐下。大秦以法治赢得统一大业，但统一后，法治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而融合儒家的礼治思想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思路。”
    “中土文化的统一，单靠诸子百家单方面的融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宝鼎继续说道，“帝国必须进行引导，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被动等待，其结果肯定是灾难xìng的，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统一后的中土已经失去了百huā齐放、百家争鸣的土壤，陛下迟早有一天要宣布，帝国要罢黜百家，独尊法术。”
    始皇帝的眼中掠过一丝诧异。他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他本来想通过博士议政制度来促进中土文化的统一，但结果让他非常失望，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家大贤们竟然为“分封”提供思想支持，竟然要破坏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要把中土再次推进分裂和战luàn的深渊。如此倒行逆施的思想和文化，要之何用？
    “中土的统一不仅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土壤，所以，yù速则不达。”宝鼎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帝国首先要维持国内的稳定，要击败入侵的匈奴，然后才能腾出手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等到国力恢复了，中央拥有绝对权威了，那就迅速撤藩，完成中央的高度集权。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应该诞生了，中土文化统一的时机也应该到了。”
    始皇帝没有回答，静静地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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