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黄埔卧底》第七百章(混混章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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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花与棉纱的进口，再批发大量的美援棉花给台湾的业者，还支付业者一笔加工费，最后的成品也由当局收购。当时，社会上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响彻朝野，但是尹仲容却丝毫不为所动，终于使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出口六千万美元。到一九五三年当局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以后十几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后来，人们总结：当时尹仲容大力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的。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由于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外汇存贮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一九五二年底，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最高产量，经济也趋于相对稳定。他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谔谔”者。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总的说来已经逐步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到台湾较小的市场限制。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二、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以取消对很多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很多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三、采取很多鼓励出口的强有力的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多人建议在台湾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凯恩斯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思斯这一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生产和投资，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需要用台湾有限的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以冒险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还有什么可供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
    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节
    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四十余万美
    全部留归公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
    尹仲容病逝于美
    终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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