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想世界》正文卷431、谈孝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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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里国的教材，当然是为了满足几里国的需要，在实际培训中，它是与另一部教材配套使用的，就是夏尔最早的十篇演讲。其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解释夏尔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既是文化启蒙，也是东国口语入门。
    那十篇演讲分别是《我是夏尔》、《机会就是希望》、《我们的克林区》、《不能再愚昧》、《劳动创造世界》、《共建美好家园》、《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就是力量》、《新的每一天》、《命运的主人》。
    教材必须非常简单，简单到让相当一部分的几里国人都能理解，就可以想象它有多么浅显了。它分析所有问题的基础，都来源于开篇介绍“忠恕”这两个概念。
    牛以平已经看过这份教材，所有才会问华真行是儒家弟子吗？
    所谓“忠”，中心，中念第四声，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如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很好解释，也很容易听懂，前者主要说应该提倡什么，关乎道德，后者主要说应该禁止什么，关乎法律，两者又可以交叉印证。
    由此，当人们面对纷繁世事，就有了最朴素的价值观标准。
    沈四书在编写的教材的时候，开篇还介绍了很多儒学概念，包括各种儒家道德标准，但是都被柯夫子删掉了，或者挪到了最后当成“超纲内容”介绍，开篇只留了这么两条。
    它就像几何学中的公设，不仅推导出了教材中的整个伦理体系，居然还能解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方面的秩序原则。
    这不是一部儒学著作，而是一本社会培训教材，通篇只有不到六万字，先告诉人们两个简单的立论，然后以立论为基础解释新联盟的政策，哪怕是“不能随地大小便”这样的小事。
    你自己也不希望出门一不小心就踩着翔吧，那就不要随地飞翔。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才能成为制定社会管理规范的依据。
    有人又要说了，我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实在很急的时候附近没找到厕所。这就涉及到如何解决问题了，进而成为推动公共决策的依据。
    最早克林区搞卫生运动的时候，每个街区都要建公共厕所，按居民人数设计蹲位数量。
    不要觉得可笑，上述内容都在教材中，这部教材还不是让学生自己看的，因为他们大多还不识字，而是教师上课时用于讲解的。
    用同样的论证方式，也能推导出为何不能偷窃、不能抢劫、不能杀人……
    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礼待他人，其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句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
    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期望中，你期望子女怎么对待你，你就这么去对待父母。其实这样的伦理要求，在当今的几里国社会已经超纲了，因为很多孩子都找不到父亲。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去对待母亲吧？哪怕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而且相对高尚的伦理要求，通常都应该是超出现状的，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
    找不到父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有父母，特别是希望从小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那么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设想中，假如有父母，希望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现实中就怎么去对待子女。
    这就是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慈”。
    孝慈是后天立论，相当于“定理”，而忠恕是先天立论，相当于“公设”。孝慈体系可以由忠恕原则推导出来，进而还可以阐释“敬天祭祖”等种种传统文化现象。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孝慈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东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孝慈的形式要求发展得越来越教条化、宗法化，渐渐带着腐朽的特性。
    人们应该去批判这些教条化、宗法化的孝慈要求，它们甚至只是以孝慈之名维护某种腐朽的法统，已经是对孝慈本质的反动。
    当代东国人在批判历史上以孝慈为名的宗法教条时，其实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都是指出这些宗法教条的虚伪性，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孝慈。
    人们并没有批判孝慈本身，也没有推翻上述的立论过程，除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与社会颠覆者，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也并非以不慈不孝为美德。
    比如柯夫子有一次看见，沈四书自作聪明给曼曼讲东国清代编的《弟子规》，他老人家就很生气，当场把沈四书骂了一顿，不许他再教，但几里国的学校同样也需要《学生守则》。
    几里国没有东国宗法时代的历史，所以新联盟的这份教材，介绍的只是慈孝的本意与缘起。
    原本柯夫子想删掉这部分内容，认为它对大部分学员而言太深了，不适合当成入门教育，这份教材必须非常精简，相关内容可以在的提高班教材中再学习。
    可是沈四书好不容易都写出来了，舍不得删，强烈要求保留，于是精简之后放到了教材的最后，当成课堂上的引申、提高内容。
    假如一上来直接就讲《子丘论语》，无论它是否“腐朽落后”，那更是超纲的不能再超纲了，大部分几里国学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五常，也就是“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在这份教材中也没有直接抛出来，同样放在了最后，通过那两条立论推导出来，然后再做介绍阐述。
    叶一宁正在翻看教材，华真行则看着翻看教材的她，莫名想起了柯夫子他老人家。
    有人在批子丘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子丘谈礼，维护的是早已落寞的周礼，代表了一种落后的保守思想。”
    柯夫子曾为祖师叹。子丘确实好谈周礼，因为他见到的是秩序崩坏，最痛恨的也是秩序崩坏。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后世重新建立的秩序，所以才怀念历史传说中曾经秩序最好的时代。
    至于子丘本人，既不保守也不狭隘，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堪称那个谱系贵族时代的异类，也完成了对后世的思想启蒙。
    子丘谈礼，礼既是周礼又非周礼，只是以周礼为例，是他所认为在那个时代“仁”的体现。礼本身就是仁的体现，而仁就是“忠恕”。
    柯孟朝的这番话，有为尊者讳的嫌疑，但华真行认为他老人家讲得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当然不可能写进培训班教材里，这是他老人家对华真行的单独教学。
    至于几里国，根本没有什么周朝的历史，当然也没什么周礼的困惑，只需要介绍儒家思想的立论。
    所有社会伦理体系，都建立其立论的根基上，通过逻辑递进，加上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譬如时代需求、统治需求、社会稳定与发展需求，产生各种推演变化。
    有人可能意识不到，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的文化体系，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首先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它从一开始不需要“神”的参与，是另一种信仰体系。
    一切价值观都由两条最根本的立论推导而来，而这两条立论都源于人的自身所需，可称之为“儒”。换个名称也行，但其实质如此。
    因此东国人或者说东国文化的独有特质，对待神灵的态度是相当开放与包容的，带着平等协商、兼容并蓄乃至抗争批判的精神。
    神需要人的包容、接受人批评吗？你没听错，事实确实如此。
    不论是哪家的菩萨、哪家的神，都不妨碍同一个人去拜一拜。随着社会的发展，就算是没有的神，也不妨碍有人随手给你弄出来，灶神、厕神就不说了，你见过中考神、高考神、四六级神吗？
    神灵可以成为一种意向，一种寄托，人们仿佛心照不宣，拜拜高考神没问题，但是考得好不是神灵的功劳，考不好也不是神灵的责任。
    至于考不好则是神灵惩罚之说更是扯淡，不追究其责任就不错了，可是想追究也无从追起，说到底只是一个谁都明白的心理游戏。
    将龙王庙建在河堤上，洪水时先冲龙王自己的家，大旱时甚至把龙王从神坛上请下来游街示众，并鞭笞一番。有时候鞭着鞭着下雨了，有人就会说龙王显灵了，还有人会说不打不争气啊。
    假如换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到这种场面可能会惊得目瞪口呆，神特么显灵？这不就是一种群体潜意识，在问责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吗！
    在东国老百姓的眼中，与其说龙王爷是掌管雨水的神灵，不如说是负责调度雨水的官员，这不是对神的态度，就是对人的态度。
    如果这只是民间匹夫的玩法，那么知识分子阶层就更有意思了。子丘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并不妨碍知识分子去研究各教经典，佛家道家包括各教典籍，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就进行了祛魅化，将各教神圣的经典只当成了研究材料，研习其中能令人感兴趣或者有道理的东西，扯淡的部分也就当它是扯谈了。
    人们不太介意它是怎么扯谈的，更注重自己能学到什么。
    各种宗教典籍，都可以去研究、去学习、去分析、甚至去质疑、批判、去改造，经常可以看到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给自己起一个某某居士、某某道人的称号。
    东国知识界对佛教的改造，鼓捣出了本土的禅宗，一度呵佛骂祖不休。而广大知识分子并不觉得其离经叛道，反而对其中体现出的思悟过程与状态特别着迷。
    这已经不是信徒对待神灵的态度，而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头脑游戏。
    一位普通的东国人可能对此习以为常，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世事不是本当如此吗？可是换成另一种文明体系的视角，这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怎么可以没有神？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答案简单之至，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
    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明，从启蒙阶段、由文化的根本立论始，就不需要神的参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神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无论存不存在，并不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与价值判断。
    以此为根基的东国文化，充满开放与包容精神，一切存在都可以批判，一切存在也都可以学习，这不仅是道家的辩证精神，也是儒家的论证方式。
    东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表意那么简单，也是一种独特的分析语系，开放且包容，面对新生事物时，能很顺畅的概括与吸纳，几乎没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