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第八十一章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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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是西域的人口大省,也是西域地区缺水现象比较少的省份,但是,仅在省内就有八个地理气候区,狭长的地带无论是在人口和经济上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平衡的,水源的分配也一直是困扰甘肃省的一个难题,我们在要求甘肃移民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移民主要是集中在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张掖地区、酒泉地区和经济过于贫穷的庆阳地区以及相对人口周密的平凉地区、临夏州。目前从总的情况看进展还是顺利的,从这些地区迁移一部分过于贫穷的农民既是给农民找出路,也是减轻当地的人口压力,有些地方人口并不密集,但是恶劣的环境和严重的水荒使一些农民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酒泉地区,除了一些城市和大型工业企业外,基本上是要把那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农民都迁移出去。但是,在整改企业的时候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对于一些企业的变革使许多个体经营的老板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还有的就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长期在国字号上占便宜,这次一起拿掉,免不了要找各类关系人物出来说话,这也是必然的,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在合理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补贴,而对于大型企业的整改则关系到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到甘肃省的工业发展问题,但是,会议的决议要坚决执行,小地方利益要服从全局的利益,这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在这个问题上甘肃省委没有护短,也没有讲价钱,并提出了要在甘肃省内改造环境的计划,为此,西域委员会在审核了他们的计划以后,特地给他们追加拨款20个亿,启动他们的东水西调的工程,启动他们对于黑河流域的综合治理。
    甘肃省的东部,年降雨量一般在400-800毫米左右,个别地区可达1000毫米以上,其中几条河流是黄河上游来水的主要水源,而陇西地区则干旱少雨全省年降水不到260毫米,在上个世纪大兴农田水利的时候又过量的采掘地下水,进一步造成了整个地区立体空间的缺水,用粮食换水给要出嫁的闺女洗澡的事情在这个地区并不少见。
    张掖会议以后,当我把改变西域的另一个视点放在了甘肃时,原以为经过会议的安排,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经过大局观的解释,在加上适当的补贴,应该说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料到一些在国字号上啃老本的企业对我们发难,首先是几千名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到兰州的省政府上访,后来鼓动的一些个体经营者也跟着上访游行,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而作为喉舌媒体这次也跟着作付面报道,还找了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电视台搞的专题节目中同我们的政策唱反调,省委书记邓发祥一大早就给我电话说, “司徒书记,你看现在的局面不好控制啊,政治影响很大,有些省委机关干部也在那里煽风点火,为控制局面,我们可否动用军队啊?”
    “不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不可以简单粗暴的对待不明真相的群众,只要没有大规模的骚乱就不要动用你手上的武装警察,但是不要的准备还是要有的,你先同各方面协调好,特别请安全部的同志作好个别人的调查,我马上赶到兰州来。”
    放下电话,我叫小陈安排直升机,立即飞兰州。
    在飞机上,我接通了21军王东丹的电话,命令21军进入2级战备,所有部队官兵不得上街,不得接触地方代表。
    达到兰州以后,我召集了省委扩大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同时,也叫省委上访办的同志对上访的工人说请他们选举出代表来,为保证代表的真实性,在人数上可以增加到50名,让他们晚上在省委小会议室同我交流。
    在兰州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我仔细的听着各部门的意见,这次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二个理由。一是我们这些是为国家立过功的企业,在当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是为国家立过大功的,现在不能说关闭就给关闭了,而且,给的补贴太少;二是改变自然环境会破坏掉大批的文物古迹,是对人类遗产的破坏。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在甘肃省委的一些干部心中也有共鸣,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肖志平同志就持有这种观点,他是从XXXX厂基层干上来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候第一批考进大学的高中生,他认为, “甘肃的现状不是甘肃人民造成的,做必要的改造是应该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一些大型企业都给关掉,这些企业目前虽然经营不理想,但是它是国家的后备企业,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企业作为国家内陆的纵深是有强大的战略意义,这些企业的关停,一下子使全省工业总产值少了40%,对于甘肃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而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局的几个老学究则在会上捶胸顿足的数落我们是破坏文化遗产的“败家子”,是数典忘祖的“浪荡子”,虽然没有明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谁都听的出来他们是在说谁。
    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则认为“事关国体,关乎于甘肃省二千多万人民的国计民生,应该慎重,应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从长计议,要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的,改革的路子不能走的太急,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处理企业的经济行为,在这次变革中,宣传口要保持中立,要起到监督作用。”
    工商和税务的官员则直截了当的说反对现在这样的改革,对于全省的税收没有好处,地方财政会进一步吃紧,弄的不好全省都乱了。
    看起来是一片反对的声音,邓发祥尴尬的坐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控制这样的局面,省长赵包钢则坐在那里两眼看着天花板,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还是第一次,大脑里反复的在思量着这些人的背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香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已经是三包香烟下去了,小陈几次想拒绝给我香烟,都被我严厉的目光给挡回去了,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在4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时候父亲被“造反派”围攻的场景,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一些老革命在文革期间的甘苦。会议一直议论到下午六点半钟,我看了看会场上的这些人,最后作了发言, “同志们的想法大概也说的差不多了,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大家畅所欲言,表达了心中的感受,看来你们不仅是同外面那些上访的工人有共鸣,而且在理论上还要高出一个层次,既然有些同志是这么想,这么看,那么晚上我们再听听上访的工人的声音,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想在接见工人代表的时候一并回答,你们也可以参加提问,现在没有讲出来的,或者不好讲的,晚上可以继续讲,自己不好讲的也可以找代言人,言论自由吗,只要大家还都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记住自己是国家公务员,代表的是全民族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我老头子愿意和你们交流沟‘空’……”扑!的一声,我的两颗门牙应声而落,跌在我面前的会议桌上,沟通的“通”字在不关风的嘴里变成了“空”字。牙掉了以后引起的牙龈出血弄的我满嘴“腥烘烘”的,也染红了我的衣襟。
    在省委机关医务室里,医生说我抽烟太多了,麻痹了牙龈神经,这样门牙才掉的。经过简单的处理,我喝了碗面汤,安排小陈把上访人员的背景和在会议上发言的人的背景立即调查一下。晚上七点,我又在省委小礼堂接见了上访的代表,下午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到场了,不过他们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不愿意被上访的人看成是和我同流的,只有邓发祥和我坐在一起。会场内外我们安排了必要的值勤的武警部队,为了不给到会者压力,我们安排在会场内的特勤都穿着便衣安静的坐在后排。
    会议一开始,我首先就向大家说道, “各位上访的公民们,你们好,不好意思,今天下午,给我站了快60年岗的两颗门牙下岗了,我现在说话有些不关风,大家可能会听不很清楚,没关系,不清楚你们就要求我再说一遍。”说道这里台下的人哄笑起来,“为了今天晚上的沟通有秩序,能够高效率,我提议,1、有序发言,一个个的来。2、在对方讲话的时候,只要对方没有说我说完了,就不要插言,也就是你说,我不说,我说,你不说。3、凡是违反上述纪律的,我们请他出去,如果不出去,我们可以强制性的执行。4、今天的交流会我们已经请电视台安排了现场实况转播,毕竟讲的是甘肃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叫大家都看看有好处,但是,在现场不得有反动言论出现,不得有过激行为。5、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咱们打破碗说碗,打破锅说锅,不要牵强附会,影射他人。”
    我等了一会,见台下没有反应,对邓发祥使了个眼色,邓发祥立即会意,拿过话筒说,“大家既然没有异议,那么现在会议开始,请举手发言。”
    一个打理的很体面和时髦的人举手要求发言, “我是XXXX厂的代表,我代表我的工厂抗议关闭我们的工厂,工厂关闭了,我们这些工人就失业了,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府这样做是在打击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把工厂的关闭,也坚决抵制这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全厂多工人兄弟这次都来了,他们是我们的坚强后盾,这次,请省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否则,我们就不走,我们就要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他言辞越说越激烈,到后来有些虚张声势。
    “我是张掖市民营企业协会的代表,在张掖的工厂不叫开了,难道我们为改革开放的贡献就这么抹杀了吗?到新的地方去开工厂,我们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要从头来过,给的补贴都不够我们请客送礼的,政府支持民办企业难道就是这样支持啊?”一个“中部突起”的中年人说道。
    “俺不懂的啥道理,就是觉得叫俺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心里头不舒坦,俺们七里八乡的乡亲们叫俺们来问你们政府,这农民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他碍着谁了?你们非的叫俺们把家搬走,还叫俺们把辛苦建立起来的磨房给停喽!俺们的豆棍都打入了外国市场咧,停下来多可惜。”一个操着浓厚乡音的中年汉子“吭哧着”旱烟袋在那里说着。
    “我是张掖水利局的代表,在张掖,我们水利局经过多年的建设,黑河的引水灌溉工程总算搞完了,现在叫我们放弃这些工程,把农田的水浇地停下来,这是对国家投资的浪费,也是对国有资产的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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