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湖做女侠》第十八章李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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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左传》里的话，见于成公十三年，出自刘康公的一段说辞。
    事情的起因是晋侯要攻打秦国，派特使郤锜向鲁成公借兵，但这位郤锜在行事的过程中，不够恭敬有礼，因此遭到孟献子的非议。
    孟献子是鲁成公的高级副手，遇有朝拜周王等重要事宜，每与之同行。
    孟献子批评郤锜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这话等于说郤氏的失礼不敬有负君命，无异于自己找死。
    因为在孟氏看来，礼的重要相当于人的躯干，而敬则是人的立身之地，失礼不敬将导致无以立足。
    何况这位特使郤锜是晋景公的上卿之子，现在又作景公的儿子晋厉公的上卿，是为“嗣卿”，地位不可谓不显要，越是地位显要的官员如果行事不敬，后果越发严重。
    而当同年三月，鲁成公与晋侯朝拜周简王，会同刘康公、成肃公准备一起伐秦的时候，成肃公在社庙接受祭品，也发生了失礼不敬的行为，这引起了刘康公的强烈不满，大发议论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这段议论的名句便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即祭祀活动，在这个时代是为祭礼，仪式庄严而隆重。
    “戎”则是军事行动，对一国而言，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举措。
    两者同为“国之大事”，因此一旦涉此二事，必须严谨如仪，慎之又慎。
    具体说，起码要守住“敬”这个礼仪环节，因此刘康公对成肃公的批评，以及前面提到的孟献子对郤锜的指斥，都是把“敬”提到“礼”与“不礼”的原则高度。
    出征时，“受脤”是“神之大节”，不敬的行为既不符合戎典，又有悖于祭礼，“祀与戎”两件大事，都因这位成肃公的不敬而遭到了破坏。
    事实上，《左传》里有不少战例，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失礼不敬，而构成兵戎相见的导火索。
    例如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同年九月：“入杞，讨不敬也。”宣公十二年，潘党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定公六年，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
    由此可见作为“国之大事”的“祀与戎”，不仅“祀”的时候直接与敬相关，“戎”也常常关乎是否有敬存焉。
    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的失敬，极易导致交恶，甚至走到极端，犹不思转圜，忍无可忍，便只好兵戎相见，是为大不敬也。《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则“敬”为“安定辞”，小则可令一个人身心安适，中则可使家庭和睦，大则可以安国安民，岂虚言哉，岂虚言哉！
    “祭祀者谁？”
    “先秦之时，有李冰父子建设江堰，灌溉蜀中良田，后人纪念之，在各地建有二郎庙，多有神异，原本绵竹城外就有二郎庙，只是因为攻战讨伐，因此破落，不如重建之。”李洹说着。
    二郎神是可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祗，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源流演变中，产生了不同的二郎神，如李冰次子、赵昱、杨戬等，杨伊知道后世的许多专家对其做过详细的考证。
    二郎神的演变，最初只是在民间流传，蜀地敬仰之，后世流传的曲目《教坊记》中就有“二郎神”的曲名，这就说明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名为二郎神的神祗流传天下了。
    再往后，到了两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四“东都随朝祠”中载：“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祠祀”的“二郎祠”条中载：“在官巷，绍兴元年立，旧志云，东京有祠，即清源真君。”这就是说，到了两宋时期，就有了二郎神即清源真君的说法。
    要说二郎神究竟是谁，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说法，在数百年之后的唐代，二郎神信仰的缘起则与唐代的毗沙门天王的第二子独健有关，在唐时期，毗沙门天王信仰大行于世，其次子独健也受到人们的尊崇。
    其实更早成书的《水经注》中曾引《风俗通义》中记载了李冰和水神战斗的故事，但也未出现李冰次子。
    关于李冰次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宋代《宋会要郎君祠》，这是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
    “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在其后《永乐大典》将其完全收录，其中记载：“永康崇德庙广佑英惠王次子，仁宗嘉佑八年八月昭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特封灵惠侯，差官祭告。神即李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命去王号。”
    这就说明在此之前李二郎已被封王，因此可以推测，李二郎的信仰在五代时应已成熟。
    《宋会要辑稿》中对“二郎神”的封号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诏增饰导江县应圣灵感王李冰庙。开宝五年庙成，七年改号，岁一祀。庙旁有显灵王庙，盖丹景山神。诏去其伪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诏本军判官专掌施物。庙宇隳坏，即以修饰。冰，秦孝王时为蜀郡守，自汶山壅江堋传，郫江下流以行舟舡，又灌溉三郡，广开稻田。作石犀、石人，以餍水怪。历代以来，蜀人德之，饷祀不绝。伪蜀封大安王，孟昶又号应圣灵感王。仁宗嘉佑八年，封灵应侯。神即李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哲宗元佑二年七月封应感公（一在隆兴府）；徽宗崇宁二年加封昭惠灵显王；大观二年封灵应公；政和元年十月赐庙额。崇德三年二月封英惠王，九月封其配为章淑夫人，政和八年八月改封昭惠灵显真人；宣和三年九月又封其配为章顺夫人。庙中郭舍人封威济侯。绍兴二十七年九月英惠王加封广佑英惠王；一在汉州，孝宗乾道四年五月加封昭应灵公。”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谓他是甚么真君，遂改封为真君……。”
    在两宋时期的很多史料说明二郎神指的是李冰次子，而至南宋初，柳宗元《龙城录》则又出现了斩蛟的赵昱，但未言明赵昱为“二郎神”，仅言赵昱庙食灌江口，为元代赵昱成为“二郎神”提供了依据来源。
    再到后来，《元史》卷三十四：“至顺元年……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裕王。”
    而在元代，秦子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清源妙道真君”条中出现了宋真宗封赵昱为“清源妙道真君”的记录：宋真宗朝，益卒大乱，帝遣张乖崖入蜀治之。公诣祠下，求助于神，果克之，奏请于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
    在元明杂剧中，二郎神即清源妙道真君赵昱；如《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我是那五十四州都土地，三千里外总城隍。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幼年曾为嘉州太守。嘉州有冷、源二河，河内有一健蛟，兴风作浪，损害人民。嘉州父老，报知吾神。我亲身仗剑入水，斩其健蛟，左手提健蛟首级，右手仗剑出水，见七人拜降在地，此乃是眉山七圣。吾神自斩了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江人民，就与吾神立庙。奉天符牒玉帝敕，加吾神为灌江口二郎之位清源妙道真君。玉帝敕令，着吾神镇守西川。
    元代的二郎神延续了宋代李冰次子及赵昱两种说法。元代官方认可的二郎神是李冰次子，但由于元代杂剧在民间的广泛影响，赵昱说较为盛行。关于二郎神由李冰次子转化为赵昱的原因，则与政治环境有关，因为在五代灌口神曾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祗，入宋后由于王小波、李顺之乱受到牵连，一度被禁，改以川中梓潼神或赵昱替代，终复原祀。
    当然，二郎神还有最为有名的杨戬说；这就是在其后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回《四天王遇丙灵公》：杨戬曾炼过九转元功，七十二变化，无穷妙道，肉身成圣，封清源妙道真君。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菩萨道：“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现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神通广大。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住灌江。赤城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昭惠二郎神，齐天孙大圣，这个心高欺敌美猴王，那个面生压伏真梁栋。
    《西游记》中的二郎神是融合了李冰次子和赵昱的因素，如“赤城”是《龙城录》中唐玄宗给赵昱的封号，而“昭惠”是宋徽宗给李二郎的封号。二郎神与大圣斗法，则是从元明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而来。
    当然，在此时，蜀地传说的二郎神仍旧还是李二郎，这也是杨伊所希望的，天地神位有限，能尽早占据了就尽快占据，她此时若是主持二郎神复苏，那么这位天庭战神，也就会成为自己人的一员了。
    就像是关圣帝君那般，上个世界杨伊占据那么大的优势，又是何必苦苦坚持王道之路呢，自然是为了收服关羽之心，从而在未来的天庭中占据优势。
    “重建要几日，耗费多少？”杨伊考虑的问着，这二郎庙杨伊自然不会阻止了。
    “殿下，百姓都希望建之，必踊跃参与，再加上砖、木、石都有，建一新庙，只需三日，那时正好是二十五，殿下可率领军民祭祀之。”
    “你说的没有错，就照此办理，你这些日子来，将一切打理的井井有条，辛苦你了。”杨伊听了，点头说着：“你不说，我还一时想不到，卿是我汉家功臣啊。”
    又说着：“如今，这军中操练也甚久了，也要放松些了，军中我会派出代表，带着粮回乡拜见各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