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第一百四十一章用数据来对比第四节后勤补给对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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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地18个厂,1300余人;晋冀豫根据地22个厂,1000余人;山东根据地5个厂,400余人;华中根据地11个厂,700余人;东北抗日联军9个厂,200余人;截止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军需工厂总数达到248个,较1939年增加了两倍多。
    群众手工缝制
    抗日根据地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为八路军、新四军缝制被服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即是当时的代表。
    部队指战员在大生产运动中也缝制了大量被装。
    (四)战场缴获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被装利用战场缴获,取之于敌,补充自己。115师平型关大捷,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115师每人1件。1941年冬,山东军区铁道游击队奉命截击敌军运列车,缴获1.8万匹洋布,800套军服及军毯等物资,装满了200多只小船。
    (五)爱国进步人士捐助
    抗战时期,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和港澳同胞,以高度爱国热忱,向八路军、新四军捐助了大量被服。新四军军部曾以叶挺军长、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呼吁各界同胞为抗日救国的新四军捐助物资。宋庆龄责成由她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调拨了一批被服等物资。1938~1939年,上海人民开展了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通过义卖、义演等募得几十万元,购买了约5万套军衣和药品,捐献给新四军。香港爱国同胞还给陕甘宁部队寄来棉背心、胶鞋、皮大衣、军毯等物资。这些捐献,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解决了被装物资供应的不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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