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第274章中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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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让，中国宁可就保持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情况整体上对中国更有利，中国毕竟有亚盟和中法同盟两个固定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让中国提高汇率，各国就必须在上海自由贸易会议中同中国签署一揽子的协约，保障中国在黄金储备吸收上的优先权，确保中国能有效维持中圆的新汇率和货币储备率，欧美和其他各国市场对中国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国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国贸易待遇。
    其实在中圆汇率提高%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通过政斧内部合理的减税政策，也能进一步弥补成本优势上的损失，关键是将整个市场扩大。
    在中圆汇率的问题解决之后，各国想要在上海会议上签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贸易公约就比较容易了，作为会议的主要召开国和主席国，中国也优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国和美国的方案，各国表决和修订之后，最终采取了中美联合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将各国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对应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低发展国家，主要评断标准就是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就首先要签署《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国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法案，限制最低工资，根据这一原则划定四等国家，确定各国的劳动成本，世贸协会的各成员国在关税制定上必须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对应待遇。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级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级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级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曰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曰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曰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曰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曰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自由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曰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曰本，曰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游行。
    曰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自由贸易公约》、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自由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