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第225章总理何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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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在中苏战争期间，你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多多少少也在总理这个位置上给朕出了些难题，可毕竟都是过去的事，朕也不想再提。君主立宪之国，君主和总理之间有争议也是明煮之体现，各尽其职而已，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也没有必要追究相互的职责。朕是开诚布公的和你谈及此事，也是希望你能理解朕的一些想法，朕知道你现在对光复党理事长和国会议长的位置看的很重，以你的声望，确实也比较合适，朕对此没有任何的异议，但朕希望你能开一个先河，从你开始形成一个惯例，那就是总理退任之后就开始担任中央帝大的校长。教育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多大，中央帝大对于帝国又有多少的分量，你我心中都很清楚。”
    他说的很坦诚，现在回想中苏战争之时，唐绍仪在某些事情上的不配合，确实也令他不爽，但是总理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年年打下去的政斧是扛不了多久的，唐绍仪也不是想让帝国战败，而是希望帝国见好就收。
    要说惩罚的意味还是有点，可也不必要表露的很明确，说不定等第三届政斧没有干好，宋彪还得请唐绍仪回来救场。
    唐绍仪心里也清楚这些事，中央帝大的校长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安排。
    共和国时代，大学校长就是一坨屎，芝麻大的厅局处级干部，手中无权无势，能混上来的都是学术流氓，流氓是真，学术是假。
    在这个帝国时代则还是保留着那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特色，也有民国那种熟悉的味道，你能当一个大学校长，那就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岳阳书院的山长一样，那也是很不得了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中央帝大就更不得了啦。
    中央帝大建校之初，宋彪以皇帝的身份给中央帝大写了一个校训，这个校训在此时的帝国时代是非常著名的，即“立志修身治国，胸怀天下苍生万物”，震旦大学的校训是“荟萃天下精英，开创万物新生”，所以，这两所大学培养的也是帝国最为尖端和高明的人才，而帝大的指向姓更强，像帝大的财经学院、政法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这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培养帝国第一流的政客、法官和外交家。
    帝大和震旦不一样，除了历史成绩，帝大通常不是很重视学员的笔试成绩，推荐分、面试分、笔试分各占1/3，能够到帝大读书的学员基本都是各所公私立高中、预科之中的活跃分子，都是一些天生就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很感兴趣的青年。
    既然皇帝要求是形成一个惯例，不是一个总理如此，唐绍仪也不便推辞，而且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很令人羡慕的，堪称是帝国未来精英的导师，只是相对于光复党理事长和国会议长的位置要差了许多吧。
    唐绍仪在心里掂量了一番，还是和宋彪答复道：“臣下必当不负皇上重托，为人师长，训导国之精粹，此乃臣下莫大荣耀。”
    宋彪就谢道：“你能这样想，朕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你的功劳是后面的总理很难赶得上的，只要你能开这个先河，后面就都好办了。中央帝大的位置空不出来，还可以去中国科技大学和其他的大学，总理都是如此，其他内阁大臣和省长也都更容易这么安排，你们的社会资源强大，当校长最大的好处就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筹集经费，办教育不能光靠政斧，特别是办大学，因为政斧的教育经费和拨款还是要更多的倾向于义务教育，就算是公立大学，那也要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社会捐助。所以，朕非常希望在这件事上形成一个社会风气和惯例，退任之后的高层官员都要以积极投身办教育为己任，以此为光荣，哪怕他们是跑过去沽名钓誉的，只要能给大学拉来社会赞助和好处，咱们就得多支持。”
    唐绍仪感叹一声，觉得自己命苦，但还是答道：“皇上英明神武，思及长远，功在千秋，臣下鞠躬尽瘁而憾不能效忠久远。”
    现在拍马屁，晚了，宋彪原本还真是没打算让他来引导这个风潮和先河。
    安排了唐绍仪的退路之后，宋彪这才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下面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既然是君主立宪之帝国，对于你们谁出任总理之事，朕身为君主自然不需要过问，也没有过问的必要，你们心里其实都清楚，你们两个人不管是谁上台，对朕而言的意义都是一样的。这两届内阁之中，表现真的很不错的人也未必就只有你们两位，就朕个人而言，农业大臣王永江、工业大臣郑廷襄、交通大臣袁世凯、国土资源大臣宋教仁、税务总长欧阳锡，还有文教大臣梁启超，可以说都干的很漂亮啊，只不过你们身处闪亮的舞台，所有的成绩都被大家看到了而已。王永江这几年得罪的人比较多，郑廷襄在内阁之中资历尚欠，所以在党内都没有得到太多的提名。朕要和你们说的话很简单，谁先谁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理的位置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彼此的职责。考虑下一届中央政斧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比较大，外交棘手于内政，国家领土疆域大了，和外国的争议也更多了，不尽要维护国家利益，为帝国争取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还要尽可能的继续开拓帝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些事也真的不容易，所以朕建议你们内部要有一个协商，下一届总理以外交为主。”
    宋彪这番话一说，张康仁心中自然是很难过的，帝国能有今天，张康仁是功不可没啊，张康仁自己也觉得信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而且他在唐绍仪派和忠君派之间的争斗中，一直是保持中立的，而欧阳赓此前一直还是唐绍仪派。
    欧阳赓心中高兴，可也不敢表露出来，只道：“皇上，若是臣下出任总理，当出访欧洲，同德国重建亲密的外交合作，同时继续加强中法同盟关系，尽可能在反制英曰同盟的压制和牵制之时，维持和英国适当的和平往来，再访美国，争取美国之支持。此外，臣下当派遣外交副大臣前往苏俄，维持两国通商贸易，争取利用苏俄被各国封锁之局面扩大帝国在苏俄的利益，待帝国更强之时，再继续考虑加强对苏俄的压制和封锁。外交之上，亲法美而暗通德俄，制衡英曰而不至于对抗，力保帝国在中东、中亚和南洋的利益，和各国维持合作为先，领导亚洲抗衡英俄为后。”
    宋彪微微颔首，问道：“内政上呢？”
    欧阳赓不假思索的答道：“无他，唯依法治国而已。”
    宋彪继续颔首。
    欧阳赓也是这两年才在政治上显露出强硬派的特征，这个人本身也是比较厉害的，很有心计，他那时候当旧金山总领事的时候，清政斧要他拒绝批复孙逸仙赴美，结果他还是强行将这个事情办了。
    特别是在对一战和中苏战争的事情上，他的强硬姿态也是很得到大家的赞誉，特别是宋彪很欣赏，这也是因为帝国实力上升，统领外交工作的人要能敏锐的觉察到各国对华呈现退让姿态，你退让，我就要强硬。
    欧阳赓在一战时期支持帝国增加出兵规模，他那时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过去啊，我们见谁都怕，就怕别人找茬欺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让别人怕我们，他们不怕，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这番话对于整个外交部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就基本代表1917年之后的帝国外交在风格上曰渐走向了强硬派。
    对于内政，欧阳赓的想法和考虑到的东西并不多，但毕竟是帝党，在皇帝身边的时间和机会多，大体知道皇帝的想法。
    如今帝国二十年内都未必有大战，前面十年的过渡期也已经走过来了，国力渐强，军政稳定，下面几届中央政斧就不是单纯搞过渡，搞稳定，搞基建了，而是要在整个帝国的文化、政治、精神、制度层面要推行更为强硬的风格，特别是要将皇帝所提倡的“隆礼尊贤为王，重法爱民为霸”的思想落实于实处。
    宋彪考虑了一段时间，既觉得欧阳赓说的很对，又过于简单，就追问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欧阳赓想了想，慎重的答道：“臣下想从交通部和海关下手。”
    宋彪当即批准道：“可以，是要动手了。”
    袁世凯在交通大臣的位置上干的是很漂亮的，有目共睹，粤汉、黄河、北方、疆省、川汉、成天、福建、浙赣铁路的大修通，都是袁世凯任内十年干的事，可以用雷厉风行，效率惊人来形容。
    可袁世凯毕竟是旧式的满清官僚出身，手腕和行事中都是满清朝廷大员的那种作风，有的地方办事逻辑不合法也就算了，毕竟帝国当时急于求成嘛，但是袁世凯手握重权，很多地方办的不干净。
    比如说他知道每条铁路要途径的线路，总是会安排家人朋党提前购置土地，从中牟取暴利，这几年中赚了不少钱，私下还资助报纸，为自己谋取声誉和热议，想要靠这种手腕当总理。
    袁世凯最初是在新政强国会，后来主动退会，实际是想要加入光复党，结果未能成功，只好跻身于立宪党，张謇在第一届工业大臣的任上出了一些问题，第二任就被郑廷襄所取代，使得袁世凯在立宪党内逐步取代了张謇的地位。
    袁世凯对新政强国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原本希望是通过和皇帝表忠心，利用几个党派的联合支持推动自己当总理，但随着光复党在本次国会的选举中大获成功，此事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期间也有一些报纸评论过袁世凯在交通大臣任上牟取私利，袁世凯倒是不太当回事，只是最后几年有所收敛而已。
    海关那边是梁士诒，这个人的野心也不小，和袁世凯堪称是狼狈为歼，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如今帝国外事已了，现在收拾内政，显然不可能让他们继续逍遥下去，宋彪虽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可他心里希望这个事情不仅要查，还要严查不殆，中央调查总局那边更是一直盯着，帝国此前制定的《反贪法案》又严厉，目前的证据足够这两人在牢里蹲上二十年之久，只是他们自己觉得位高权重不怕事而已。
    既然欧阳赓这么说了，宋彪也就不再多问，和张康仁、欧阳赓说道：“推选总理的事情就你们自己党内决定吧，朕的意见呢，你们都不要对外说，以免影响其他人的决定，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朕还是那句话，不要将总理这个位置看的太重，帝国才是最重要的。”
    话已至此，张康仁和欧阳赓心里也都明白皇帝是何样的意思。
    不管第四任总理是谁来担任，第三任还是先让欧阳赓这个外相上台，尽可能先将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外交风险处理妥当，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