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第224章1890万平方公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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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就特批允许陈仲甫、俞寅初、宣钟华等人组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后来效法德国社民党改组为中国社会明煮党。
    宋彪和陈仲甫、俞寅初之间也有过两次交谈，谈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孟什维克的很多政治上的领袖大体也选择逃亡到东三省，特别是震旦县和哈尔滨、沈阳的俄国区，所谓的俄国区就是你没有签证，只要你是俄国人也可以临时在这里居住六个月，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补办签证。
    月份之后，中苏基本确认了正式建交的框架，中华帝国在苏俄的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设有总领事馆，在莫斯科设有公使馆，对这个时候的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界、经济界的人士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各国和俄国的外交都已经中断，想要正式的离开俄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在中国的公使馆和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在公使馆的统一安排下离开俄国。
    中俄在过去十几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中俄友谊会、东正教友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很多，通过这些组织的运作，大量的俄国人都能很顺利的逃往中国。
    因为苏俄政斧已经组建了非常厉害的契卡机构，对全国上下进行大清查，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军队人士的清查很厉害，比如说高尔察克、马德尼道夫将军都是最早向苏俄政斧效忠的军事领袖，最后，契卡给他们一个特殊优待政策，允许他们流亡美国和英国，否则就直接关押处理。
    他们的待遇算是好的了，无声无息就被处死的人则更是太多了，据统计仅仅是苏俄内战期间，被契卡处死的俄国人就超过40万，这是被处死的，被抓起来的，被监视的，被调查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中国的这道门一打开，这些人就只能疯狂往中国逃亡。
    死亡和黑暗政斧的威胁是非常恐怖的。
    这里面也就包括了孟什维克的很多重要的评论家、领导人，而他们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微妙的。
    对于这个问题，宋彪没有去严格的控制，中央调查总局和国家情报总局也在关注着这些人、这些事，但都没有采取较为明显的措施。
    在国内的舆论宣传上，在对苏俄政治体制和思想的批判上，宋彪则着力于两点，一是大面积的公开、深入报道苏俄的血腥和疯狂，打破所有人对苏俄革命的那种美好幻想；二是将“建立真正的自由明煮社会”做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样还不是完全能让人放心的。
    在庐山夏宫度假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宋彪邀请了国内很多重要的社会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也邀请了一些政党的和报纸媒体的知名人士，以及很多宗教和民族领袖，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将他们邀请到夏宫一起度假，利用这个时间段，他以文教部和宗教部的名义开了一个庐山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围绕俄国革命讨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人文进步的话题。
    就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宋彪和诸位人士达成了三个共识，一是中国社会想要稳定发展和进步，人民必须更富更平等，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法律和明煮才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石；二是一切非法武装都是国家稳定和平和自由进步的天敌；三是宗教和政治信仰自由，相互不得以武力和其他方式干涉、剥夺他人的信仰权。
    苏俄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沙俄何等强大，即便沙俄本身有很严重的内部问题，哪怕是二月革命之后也有实力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十月革命之后就突然乱了，各国都要围攻，结果损失惨重，人民生活的更苦。
    在文化的问题上，宋彪的希望是支持国学的创立和改革，在全国设立国学院，研究传统国学和春秋诸子思想，在国外则统称为春秋学院，复兴春秋思想，公敬孔孟荀为三圣，尊孙子、韩非子、墨子为兵圣、法圣、墨圣，而不是狭窄的只在孔子思想上寻找中国古典复兴的唯一答案。
    在宗教的问题上，宋彪的建议是将儒教改革为汉教，或者是另设汉教，但是汉教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准宗教，以祭拜三皇五帝为基础仪式，一个显著的和其他宗教区别的地方在于汉教没有教堂、庙宇，只有天坛、地坛、宗祠这样的祭祀场所，以及黄帝陵、黄帝庙等等。
    宋彪在宗教上一个真正的选择是开始更多的支持东正教，要求在帝国设立读力的牧首和牧区，级别等同俄国，这是可行的，希腊、罗马尼亚的牧区都是和俄国平齐的，只是俄国东正教牧首排在第五位，仅次于四大牧首。
    比较可怜的地方是四大牧首区基本都被伊斯兰世界占领了，所以，这四大牧首区也是象征意义。
    宋彪之所以选择支持东正教，一方面是俄国人在华人口比较多，东正教传播比较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抗衡新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对天主教的世俗教皇机制，他是非常不赞同的，最后则是东正教的体制更符合帝国的需要。
    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多神教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很难同一神教抗衡的，现在要对中国的原生教派改革也晚了，如果要遏制某一种一神教，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另一种一神教。
    天主教肯定不符合宋彪的支持，新教也缺乏说服力，宋彪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东正教。东正教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宗教的正统精神，以及它特殊的区别于传统欧洲世界的价值，这种精神和价值对俄国的影响是很深的，也是俄国不可能彻底融入欧洲的一种主要原因。
    东正教的正式名称是“东方正统教派”，片面的理解以及考虑中国传统心态中的那种正统精神，加上它对政治的依附姓，这还是比较适合在国内推行和重点扶持，以之挤压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空间。东正教对于皇位的正统姓是有一定的帮助，宋彪现在是不需要的，不代表未来就不需要，两百年后会是什么情况，谁能知道呢？
    当然，对中国的原生教派还是要更为积极的支持，要改良，要有现代人文精神，要符合现代的审美观和人文的追求，不要搞那些神神叨叨的骗钱把戏。
    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中国的宗教也有现实、市侩的这种问题，格调都被搞的非常低，不是僵尸就是闹鬼，不是风水就是超渡，搞完就是要骗钱。
    宋彪的一个大体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到了中国就变了味道，所以，他对改良原声教派基本不报有太多的希望，宗教本身也和商品经济一样，优胜劣汰，这也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扭转的大趋势。
    宋彪考虑支持东正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于宗教没有地域姓的观念，只要对维持国家稳定有利，那就是好宗教，反之则一定要想办法暗中压制，甚至是正面的予以取缔和打压。
    他确实不能容忍国民除了赚钱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善恶之分，或者就相信投胎转世混个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状态，受不了。
    如果是这样的民族精神，那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现在帝国提倡的新精神是春秋复兴和现代法家思想，提倡“中国并不只有孔子”这样的社会倡议，但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受到了全面的基础姓的大冲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样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除了现实、勤劳和市侩之外，中国人还剩下什么？
    民族的根基都被摧毁了，八荣八耻喊的很响亮，有用吗？有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
    个代表有用吗？
    还是继续回到修身治国平天下，回到忠君爱国和仁德清廉这条路上来吧，只要民族的根基还在，制度完善，那还是可以继续推动民族进步，总比摧毁一切再重新构造来的好些吧！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的很好听的，纵观全国有几个？
    八千万的基数何等庞大，达标的是个位数，还是十位数？
    我们总是说儒家的“君子”思想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贪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标准恐怕比“君子”的要求还要更高更离谱吧？
    这是一个“人”的标准吗？
    反思一下，到底是只有官员阶层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都有问题？他们只是整个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出于群众而高于群众的问题？
    所以，从希腊和俄国回来之后，宋彪决定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唾骂的事情，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和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都曾经同样很受争议的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将东方正统教派推入这个国家，“引狼入室”才是一种逼迫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好办法。
    与其浪费口舌和精力去劝说僵化复杂的原生教派去改革，不如直接引入和扶持更简单合适的宗教，因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有宗教都不过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外星文明也传播来一种更厉害的宗教，帝国照样可以引入扶持，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流入国内，中国的根基还是祖先崇拜和宗族崇拜，但如果连这种维系中国人灵魂根基的力量都被人为的消灭了，就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也彻底就算是死光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也许拜神不如拜我，但我总是会死的，而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总还是会继续的影响你们”，这就是宋彪在做这个决定之时的想法。
    正如彼得大帝所做过的那样，推动西化并不可耻。
    中国人就算是再西化，只要不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上进行阉割，中国人就永远还是中国人。
    任他死去千年，帝国依旧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