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录》第四十六节-第五十节[2]

大汉帝国风云录最新章节目录
   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鸣？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腐败，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十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Ｏ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腐败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二卷乱世豪雄篇第十一章长河落日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