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3303章钱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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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贯，剩下的茶利、田税⌒舶税⌒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陛下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说完，转向曾布：“曾布大人，我的曾相。===想当初王荆公变法时，你在场，你说说，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地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地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地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地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地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地概念却是一个省略地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地儿子王，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的话说，王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地“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的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地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的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地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地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地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地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
    今日陛下新皇登基，立刻赶走了独相七年的章，这是英明神武，是天助英才，臣为陛下贺……”
    赵兴边说边装模作样的拱手行大礼，诸位臣子随即马屁如潮，直夸奖小皇帝手段高明。\\\
    赵兴行礼罢，不等别人把马屁话说完，接着补充：“陛下初一登基，万国来朝，此诚为百世罕见之新朝新气象，陛下也应该确立一个新礼法。礼法是什么，就是规则。为君之道在于平衡中御。所以，请陛下撑开如山海般的胸怀，广纳臣僚之言。
    臣这里所说的臣僚之言，不光是指的旧党——众所周知，臣跟家师一样。是个彻彻底底地调和派。臣认为，我大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然而，怎么变法，不是新党说地算，应该是新党地反对派说的算数——反对派地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少一点失误，尽量把政策制定的兼顾多方面利益，此所谓平衡。
    至于陛下，陛下所要做的是任由臣子们讨论。讨论出一个最佳的方案，这个方案必定是一个妥协方案，是综合多方面的利益考量所产生地方案，陛下只要遵循大多数同意的原则。将这个妥协方案颁布实施，采遣官员监督，此所谓中御。擅于驾御群臣。便是明君，便是圣君。
    臣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我身为被绍圣党徒所迫害的元党徒，在这里也替曾相说句公道话，曾相为人，擅于平衡，此所谓宰相度量。若不是有曾相存在，元党徒受地迫害会更加深重。我知道，凡元党徒对那段遭受迫害的苦难日子都咬牙切齿，曾相作为当时的政策执行者，难辞其咎。然而。任何行为都要看时代，在当时地大时代下，在下也要积极推行新法，伪装成新党干将，更何况曾相。韩相，蒋大人，陈大人，那可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时代，生在那个时代。我们都不得不随波逐流。才能侥幸求生。
    我刚才说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新朝新气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