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唐》第二章：五代十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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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一个古老的话题。
    自从人类由游猎社会步入农耕社会之后，这一话题便一直在延续，多少年来，无数的纷争、流血，无数的改革、革命，无数从无到有的的战争，无数由盛到衰的王朝，都围绕着这个近乎永恒的话题展开。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土地几乎是人类社会中唯一的基础资源，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根本依赖，也是数千年来人们自相残杀的罪魁祸首。
    从游猎社会步入农耕社会，标志着人类自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第一步。因为土地，人类开始进行更为严密的劳动分工；因为土地，人类开始进行更为全面的制度规范；因为土地，族群日益衰落，因为土地，国家开始出现。
    无论史学家们持何种观点，无论现代社会关于人类文明演化阶段的划分是否科学是否客观，无论是东方的史学家还是西方的史学家，都毫无异议地肯定一点，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任何所谓的有记载的人类政治文明史都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土地，是唯一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每一次时代的更替，都以土地为标志；每一次王朝的变迁，都以土地为内容。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的核心，是对土地的所有权做出了从上到下的等级式分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这是一个终极的地主，一般而言，凡是过于绝对的，往往是最不实惠的。
    因此天子实际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只有京城周围那么一点点而已。
    其他的土地，则大多以“分封”的模式被天子分给了自己的家人、大臣和贵族们。
    天子分封出去的这些家人，这些大臣，这些贵族，叫做公、侯、伯、子、男。
    而这些接受天子分封的皇亲大臣贵族，如今被我们称作“诸侯”。
    诸侯们会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二次分封，将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分给自己的家臣。
    诸侯的家臣，分为上、中、下三等，他们分别是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天子拥有的土地，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因此这片土地的名字叫做“天下”。
    诸侯在得到天子的许可后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两座祭坛，以祭祀分管土地和五谷的两位神祗，这两座祭坛，分别叫做“社坛”和“稷坛”，统称“社稷”，因而可以建立社稷的诸侯的土地又被起了一个很新鲜很时髦的名字，叫做“国”。
    大夫们的土地更少，他们既不能分封，也不能建社稷，只能用这些土地上出产的粮食来养活一些人为自己打工，大夫的土地被取了一个非常老土的名字，叫做“家”。
    那些吃大夫们的粮食，为大夫们打工的拥有各项专业技能和知识的自由人，被称作士；他们是仅比奴隶们高一个层次的社会阶层。
    但是士这个阶层自从出了一位行孔排行老二的杰出学者及思想家之后，便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这个阶层开始由胡吃闷睡寄人篱下混日子向一个共同的理想努力。
    作为一个士，他们没有土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
    纯粹的无产阶级……
    因此，士们的理想，便从自己的身体开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士的理想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修身，要通过修身获得一些土地，以使自己跻身“大夫”的行列，拥有一个“家”。
    第二个阶段是齐家，要通过齐家获得更多的土地，使自己由大夫而跻身诸侯的行列，拥有一个“国”。
    第三个阶段则是治国，要通过治国获得比诸侯更多更广阔的土地，使自己由诸侯而得以问鼎天子的宝座，拥有“天下”。
    第四个阶段便是作为一个天子来“平天下”，平，最原始的意思是公平，平均，公平才不会出现矛盾，平均才不会导致争执，古人如此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他们认为，身可以修，家可以齐，国可以治，而天下，只能用“平”的。
    古人认为，只有重新平衡平均地分配天下的土地，才不会导致战争和流血……
    这分明是一套号召士人起来变天的逻辑。
    谁说孔子著春秋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他老人家分明是在为士人起来抢班夺权进行理论准备和思想武装。
    由此可见，孔圣人自己便是乱臣贼子的鼻祖。
    但是孔子是圣人，是当之无愧的圣人，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圣人，因为他在那个一切都为混乱的表象所掩盖的黑暗时代用振聋发聩的声音揭示了一个无比实际无比客观的真理——谁拥有了土地，谁便拥有了一切。
    士的理想，便是重新分配天下的土地，以更为合理的模式，用更为科学的制度，以便能够让有限的土地保障更多的人的利益。
    我们不得不说，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仰和赞美的理想。
    于是，有了商鞅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
    秦制不同于周制的根本区别在于，秦王国用土地来激励国民和士兵，用战争搭建起了一座由庶民通往贵族的桥梁，而土地，正是这种身份改变当中的核心内容。
    一个秦国的士兵，只要砍下一个敌人的头颅，便可藉此获得一级爵位晋升，而伴随爵位而来的，则是相应规模的土地所有权。
    军功授田，就是这么简单。
    唯其简单，才有实际操作成功的可能……
    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秦王国付出了六代人的时间。
    有人说秦王国统一天下是法家思想的胜利，是秦的严刑峻法战胜了孔孟儒生的仁义道德。
    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使其二世而亡。
    我们还知道一个事实，两位所谓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他们有一位共同的老师，叫做荀况。
    荀况，是个儒者。
    因此我们认为，秦朝的君主和大臣们改革了土地分配制度，因此他们战胜了六国，成为了天下的统治者。
    这是先进的土地分配制度和落后的土地分配制度之间的一场较量。
    而严刑峻法，只是保证了这种先进的制度不至于在短时间为腐败所侵蚀，失去其先进性……
    秦灭六国，汉平西楚，都是这个原因。
    谁能够更合理更科学地分配土地，谁便是民心所向。
    那些无数次高喊着“均田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们，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平均并不总是合理的，只有让自己的士兵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利益，只有让自己的百姓愿意通过从军获得土地，他们才会拼出性命为领袖们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因此出身贫苦的盗跖倒下了，出身富贵的项籍也倒下了，踩着他们的尸骨，一个叫做刘邦的无赖站了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汉民族主导的封建国家。
    一千多年之后，在刘福通、韩山童、陈友谅、张士诚们的累累尸骨之上，一个叫做朱元璋的和尚站了起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主导的封建国家。
    眼睛里能够看到土地的人，就能够看到天下。
    几百年后，还有一个人，会从山沟沟里爬出来，沿着中国的一片片土地，走向天下的顶端。
    从秦汉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到北朝乃至隋唐的府兵制，凡是在短时间内夺取了天下的枭雄们，无一例外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先进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都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建立了一支宇内称雄的强大军队。初唐半农半军的府兵们能够在内外战场上将所有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其根本原因便是因为他们有着对生存和生活最原始的渴望，而土地，便是他们实现这种渴望的唯一条件，而战争，则是他们获得土地的唯一方式。
    这也是古代募兵制的职业军队反倒不如府兵制的半职业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根本原因。
    军功授田，这确是实现帝王之业的一架阶梯。
    可惜的是，在五代十国诸侯纷争的乱世，似乎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朱温、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一直到赵匡胤，强人如林的时代里没有人思考过秦始皇为什么能够灭六国，没有人分析过李世民为什么能够成为天可汗。时代顶尖的人物们目光注视的，仅仅是权力和财富，却往往忽略了权力和财富的基础。
    二十一世纪人的知识和远见，确实不是一千多年前的人所能够比拟的。
    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更聪明，论起实务能力，一百个李文革三头六臂加在一起也未必能够超过李彬和秦固当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李文革的脑海中凝结的，是两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是经过总结和提炼之后最精华的那一部分。不管能力如何，不管实际与否，事实就是如此，李文革能够看到李彬和秦固绝对看不到的东西，这无关学识和能力，仅仅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
    李文革的大脑里，同样有着李彬和秦固们的经验和智慧，只不过这些经验和智慧乃至教训在一千多年之后被提炼了，被总结了，被无数的专家学者们研究分析了。
    因此李文革当作常识说出来的东西，听在古人的耳朵里，无异于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
    然而军功授田，在李文革看来目前确实只能说说而已。
    再先进的理论没有实施的条件，也只是几句空话而已。
    李文革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便是，他只是延州的一名最低层的从九品军官，他不是高允权，他不是朝廷承认的彰武军节度使，他不是延州上百万亩良田沃土的主人，他不是这块地盘上的大地主。
    所以他苦笑道：“我只是个小小陪戎副尉，说出话来人微言轻，军功授田制度虽好，却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推动的，高侍中和西城的达官显贵不会听我的……”
    他顿了顿：“不过李观察若是能够说服高侍中，此事倒有几分实施的可能……”
    李彬和秦固对视了一眼，均纷纷摇头。
    所不同者，秦固是一面叹气一面摇头，而李彬则是一边微笑一边摇头。
    “怀仁，你太高看高侍中了，却太小瞧你自己了——”
    李彬的话让秦固和李文革同时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这位延州文官的首领，高允权身边的亲信重臣。
    李彬缓缓道：“高侍中识大体，晓大局，知进退，明得失；作为一方藩镇，他确实是个明白人。这也是我能尊奉他至今的原因。若是他也是高绍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