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1906》第四百二十七章向食利阶层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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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奋斗的社会，上进的国家。
    举个例子，政府部门的人数就能说明这一点，许多官员每天从早忙倒晚，这样才对得起高薪。
    让你来高喊民主，高唱权力与义务，不是让你来享受的，不是让你来靠着压榨纳税者的血汗钱来当官老爷的。
    整个政府部门机关的用人制度，也是李安生强力支持，反复向袁世凯与段祺瑞陈情之后获得通过。
    不过，北洋系的统治并不能让李安生满意，所以他要取而代之。
    本来他还对段祺瑞有所期待，但没想到老袁还是棋高一着，把持总统权力。
    老袁还是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能纵容段芝贵等一干不学无术之人身居高位，这本身就极为的不公平，破坏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安生要上台的话，必定会纠正这一点，让中华民国政府重新焕发活力，优者胜能者上劣者汰，没有什么人情不人情。
    权力阶层必须要干净，什么政治大家族，什么派系，都要给扫进历史垃圾桶。
    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食利阶层，而且这个食利阶层还是恐怖的特权阶层。
    何谓“食利者”呢？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食客者三千人”。这里的“食客”即所谓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于豪门贵族并为之服务的门客”，后又演变为今天的“饮食客店之顾客”，可以说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谓“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钱财，特别是依靠放高利贷为主要来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列宁称他们“终日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的腐朽阶层，曾在历史上遭到人们的唾骂和谴责。
    “食利阶层”就是“食利者”群体的总称。
    这部分人，可不等于后世李安生他们熟知的中产阶级。
    “食利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对于“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黄二帝和尧、舜、禹，他们以“家天下”为宗旨，与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过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生活。
    可是，禹的儿子启变“家天下”为“天下为家”，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且蹲上帝王的宝座，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后来又有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时期的“说客”、“门客”、“食客”，都孕育着“食利阶层”。其中，“食客”的出现标志着“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创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备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后又有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食利阶层”又前进了一步。建立在豪强地主基础上的东汉政权又使其进一步发展，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础。这是“食利阶层”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食利阶层”的典型发展时期。它不仅有三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尤其是后者，他们都是“食利阶层”的典型。
    所谓“士族”，有称“世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食利阶层”，也是最腐朽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为所欲为，专横跋扈，欺凌百姓，无恶不作。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食利阶层”就像毒瘤一样根植于中国人类社会。
    从隋唐之后，这个食利阶层才逐渐的开始出现改观，隋炀帝开创科举制；武则天在其基础上增开武举、创殿试、设“南选”，将士族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扩大了地主阶级队伍，巩固了当朝统治；后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给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使它名存实亡；宋元明清时期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补，使其隐藏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纵观后世中国的许多官二代与富二代，无非就是这个食利阶层的延伸，他们因为特权因为政治资源，在权力上，在经济上逐渐的控制了社会命脉。
    可以说，食利阶层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对手，敌人。
    这个阶层，与中产阶级是对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后世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看来，目前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可以归入到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比如像求新机器厂这样的充满奋斗意味的民族工厂。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沪等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工厂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教师、医师、律师、商人等在加入中产阶级，另外一些高级蓝领，比如有着超高技艺的技师与技工，他们也成为了高收入群体，加入到了拼搏奋斗的行列。在东北，许多的农艺师以及农场投资者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甚至收入不菲，他们不等同于地主，而是新兴的阶层。
    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中国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帝制，刚刚摆脱了大山一样的皇权食利阶层，万万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上至帝王将相，下达皇亲国戚，还有地位显赫的豪门贵族和地方财主，均系“食利阶层”之列。这就如同以皇帝为中心而辐射开来的“裙带”关系网，他们不仅享有减免赋税，封妻荫子等权利，而且还可以利用职务徇私枉法，犯奸作科，败坏纲纪伦理。
    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同样是这个阶层的获利者。
    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是要彻底的清洗封建残余，清洗袁世凯妥协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阶层。
    这个阶层，有的是封建残余，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对于这些人，李安生绝不手软。
    古代各级官僚不是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地位而上升为“食利阶层”的，由国家任命、官吏推荐或者通过考试而取得官位，并且按官职领取国家俸禄，最终成为“食利阶层”的食利者。
    现在的许多官僚，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在东北、两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隶等地，形势却不容乐观。
    即便没有内战的危险，没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锐斗争，但是潜伏下来的食利阶层，已经成为了李安生最大的敌人。
    中国应该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成为阶级社会。
    在整个阶级社会中，以官僚为代表的“食利阶级”都或多或少地与特权联系着。他们不仅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还享有种种特权，除了食取国家俸禄外，还有以下特权：减免赋税；“官当”即以官抵罪；“任子”、“荫袭”即大官僚有权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等等。
    因此，仅凭特权而发家致富上升为“食利阶层”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封建残余浓重的中国，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食利阶层”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特权阶层，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种种特权，讲究吃喝玩乐，琮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违纲乱纪，**理，精神颓废。
    李安生的书房中一付大字，“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这幅字同样也出现在了学校、政府部门、车站、工厂等地方，成为了国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这个食利阶层的精神腐朽波及到当前形势大好的举国拼搏奋斗风气。
    他并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阶层，因为，历史证明，这个阶层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够利用好这个阶层，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这是把双刃剑，比如后世的山西煤老板们不消费豪车，全世界的豪车生产都要受影响。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才能消化剩余生产。”但是，“食利阶层”容易畸形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甚至**等。
    他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使自己与别人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情绪就无形之中表露了出来；作为参照的另一批人，会因此产生嫉妒、不满、愤愤不平的情绪，感觉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极不相称，萌芽了“捞好处”、“混日子”的消极想法。
    这就容易导致贫困、两极分化，穷则更穷，富者更富。
    当代社会的“食利阶层”就是通过出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阶层。在古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过的收入的生产资料，主要仅限于土地和钱财，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现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和钱财，还包括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商标、运输能力、流通渠道等等。
    李安生无比的警惕，尤其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中国民族工业。
    他可不希望许多的家族企业壮大起来，造就了大批的富二代跟败家子。
    在特定历史时期，“食利阶层”不把其所得用于投资生产，而是把社会财富闲置或挥霍掉，对社会生产极不利，更有可能因为“食利阶层”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