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权》659狗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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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这才是帝王的根本。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三家道义是一致的,真正求道,三者缺一不可。佛家的性,道家的道,儒家的明德,对最高真理的阐述是一回事。
    这些论调对于一直接受儒、道文化的朱雄英起到了一个吸引的作用,好奇害死猫,但是对于一个从懂事起就被排斥的东西的好奇,足于让朱雄英忘记对父皇的惧怕,更何况还有一个可以有皇子诞生的诱饵呢。
    接下来的日子,朱雄英孜孜不倦的从智光和尚那里吸取着佛教的一些知识,被潜移默化着犹自未觉。因为在智光的教导中,并没有排斥道教,反而对其大加赞扬,所以没有引起朱雄英的丝毫疑心。
    这也是方孝孺有段时日没有受到太子召见,才能从容的布置门下抢占司法部名额的决定,但是也落入了智光的圈套之中。
    在智光的暗示中,朱雄英不知不觉的就陷入了其中,在东宫之内受戒成了俗家弟子,然后朱雄英来往于法云寺和东宫之间的次数就开始增多起来,也就是这样,才引起了内厂探子的注意。
    朱标收到内厂探子的密折之后,竟然有些失态,从自己登基执政以来就开始抑制佛教,没有想到二十多年了,佛教依然靠着其的坚韧生存下来,并四处寻觅着机会伺机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朱雄英虽然性子看上去有些弱,但是有些像自己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便宜老爸朱标。
    出身皇家。而且贵为太子,缺乏足够强健的身体和坚韧的心理承耐力,太子之尊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生活的幸福,尽管他生活在尊贵和优裕之中。他一出生,就具备了继承大明皇帝权位的资格,从小就被严厉管教。特别是成人之后,身边围著众多的名儒和正人君子轮番对他训导和规劝。一言一行都被严格要求按礼法从事。
    逐渐长大后,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仍只能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在漫长而无奈的等待和不安中生活著。尤其是,自己将其送至北平单独执政,渐渐疏远的父子亲情。还有来自两个弟弟的威胁中,寻找心理寄托也是无可厚非的,
    特别是子嗣方面,给了儿子太多的心理压力,但多年的太子生涯,和单独执政一方的经验,造就了朱雄英并不是没有主见和原则的逆来顺受之人。
    朱标知道这种压力,也知道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受。但是朱标也有自己的考虑,否则不会将朱雄英逼的那么紧,当然。不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考虑,儿子还算是争气,没有陋习,也是仁君之像。自己按照历朝传位的规则去办的话,也可能自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就可以造就一个景泰之后的盛世。
    但那样又如何呢;禁忌法塔。自己的孙子还会这样吗?孙子的儿子也会如此吗……?
    朱标正在试图打造一个新的继承制度和储君秩序,他不能让儿子受到这样的干扰。也不是朱标对佛教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佛教十分反感。相反,出于另一个时空的唯物主义理论熏陶,他对于宗教看的很淡。
    但现在大明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有一个统一性的宗教,在各个宗教中,朱标倾向于道教,也可能道教是本土教派的原因吧。对佛教不算是反感,但出于扶植道教的目的,就必须打击佛教的蔓延。
    他不想和儿子开始争端,于是好久没有顾忌家事的朱标,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一封私信。隐晦的表示了对佛教的不赞同。
    同时,加派内厂在北平的人手,全力调查智光等人的底细和私下目的。因为有一件事朱标十分奇怪,儿子一直没有子嗣,按照他的理解,就算是在医疗发达的另一个时空,对于不孕不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本无法完全解决其中的奥秘。但是智光为什么那么肯定,如果儿子信奉佛教就可以有子嗣呢。
    中间肯定有原因,朱标不认为智光敢用这个作为赌注,这样能骗的了多长时间,儿子的耐心又有多长时间?所以朱标对于智光这个人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和尚到底想做什么呢?
    智光不想做什么,只想生存。
    当朱雄英收到父皇的家书,虽然对佛教有了一定的好感,但是也有些惶恐。他不明白父皇的意思,也不知道父皇赞同不赞同自己的做法。但是在惶恐中,已经下意识的在智光面前表露出来。
    早见惯了人情世故的智光,哪能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朱雄英所能隐瞒的呢,不用三言两语,朱雄英已经将父皇的意思说的七七八八了。
    智光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反应,表情沉静如故。只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向朱雄英讲了很多关于史书中看不到的历史。
    “殿下,你可知道唐朝信奉什么教派吗?”
    “当然是道教……。”朱雄英不用思索,就说了出来,才想起了自己面对的师傅是佛家中人,所以迟疑了一下,才继续说道:“唐高祖为了自高门第,和老子李聃认本家。太宗皇帝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为始祖,当然要把道教至尊之位。弟子记得太宗皇帝曾经下诏说:‘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智光和尚,小声的得出结论,道:“道教乃唐朝国教,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请师傅原谅弟子直言。”
    从智光面部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喜怒哀乐,却是点点头,赞道:“殿下博学。贯通古今,贫僧佩服。”
    “但太宗之后,高宗皇帝曾经又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为先后。’这又作何解释呢?”
    朱雄英道:“这说明了高宗皇帝将佛、道两家视为平等。一概而论吧。弟子记得高宗后睿宗也曾经下过此类诏书,大意基本相同。但是自明皇之后,开始将道家放于佛祖之前,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
    “嗯!”智光点点头,表示赞同。却说道:“殿下从这些看出点什么了吗?”
    其实朱雄英刚想拿武周时佛教昌盛来安慰一下师傅,可是武周女皇历来被儒家所贬,正不知道如何去说,听到智光问这个问题,便停了下来,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唐朝时还是道教为先,于是摇摇头。
    “殿下,凡事要看到其中的本质。在唐时的道教昌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历朝君王的诏书中可以看出。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于佛教只是排次稍后,但并未禁绝,这一点,从诏书中不断出现僧尼之词就可以看出。”
    朱雄英点点头,听智光继续说道:“盛唐之治;[火影]尾兽。虽然道教受到尊崇,但是从未抑制佛教发展。以唐明皇为例特别明显,奉行的是尊儒、崇道、不抑佛之政策,不知道老衲这样说,殿下可赞同。”
    这一点读过大量史书的朱雄英却是清楚,因为道教在大明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在唐朝时的待遇,而儒家对于唐朝时的荣耀也是沾沾自喜。特别是唐明皇,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曾经到曲阜孔子宅致祭。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孔子均南面而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贡、子游、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都封赠公侯。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终唐一代,唐明皇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
    而崇道之说,更是无可辩驳,唐明皇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给老子加的尊号是“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老子既然称“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经”。
    开元二十五年,唐明皇下令置玄学博士,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考试办法依明经举。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作为研究道学理论、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后来,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他曾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并令天下庶人家,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
    天宝之后,唐明皇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举行郊祀典礼,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庙,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但是说不抑佛就还要智光和尚进行解释了。
    因为在开元初年,唐明皇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禁止铸像写经。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
    但是智光和尚怎么能说唐明皇不抑佛呢?
    看出了朱雄英的疑惑,早有准备的智光和尚解释道:“开元二十四年继颁布御注《道德经》后,明皇又把《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事实上,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抑佛”外,唐明皇帝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
    智光为什么一直拿唐朝的历史状况教导朱雄英,这也是朱标的一个漏洞,他以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这一点,进行了大肆的宣传,在很多人的眼里,景泰皇帝是继承和发扬盛唐时的政策,而潜心钻研数十年的智光很容易的就在其中找到了破绽。
    智光说的都是事实。他也想通过太子将这些事实传到皇帝或者更多人的耳朵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盛唐道教虽然是国教,但也未抑制佛教发展。而盛唐在士大夫眼里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影响力是很大的。
    他试图暗示皇帝和天下,要留一些余地给佛教,希望不要再次出现灭佛的举动,在如此的国家机器面前,如果惨剧再次发生,佛教很难支撑下去了。这个举动机会虽然渺茫。但只是智光转移大家视线的一个小伎俩而已,只是他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隐瞒了一部分的事实。
    在僧道之间,唐明皇虽然不特别歧视僧尼,往往一视同仁。天宝三年。曾经令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和开元寺。表面上是把佛、道两教摆平的。
    但是在背后,却隐藏着佛教的一些不能明言的污垢,原来唐明皇在开元时的抑制佛教之所以最后一视同仁,却是和佛教的密宗传入大唐息息相关。
    唐明皇对密宗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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