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权》312所谓郭桓案（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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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七年，苏州府年交粮二百八十万石，松江府年交粮一百二十万石，常州府年交粮五十万石，三府合计四百五十万石！全国总计则是二千九百四十万石左右。苏州一府，比浙江全省交纳的二百七十五万石还多。但是，郭桓等忙活了一年，只从这三府收上来粮食六十万石。其他的是大明宝钞八十万锭，按时价结算，八十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两百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六成左右。这样还有一百九十万石的巨大缺口。收不上来呀，怎么办？涂改数字！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将五十万贯各分入已，私吞了。得过且过去了！至于国家的税收大事，还是留给“更加聪明的后任”吧！
    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五十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四百五十万石，一百九十万石，二千四百万石又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习惯，宝钞五十贯为一锭，那么五十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三万石左右，一石米约合今天一百四十斤，那么就是三百五十万斤。
    兵部侍郎王志，经过查案，也被落入法网。王志怎么来钱呢？也是人送的，受贿啊！当时军方上，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军方上的亲属突然牺牲了，或者是病故了，这时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可是家里孩子小，或者是因怕死根本就不愿意去，怎么办？送礼吧！王志这个兵部侍郎，也就成了来钱的肥缺！王志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就把那个送了礼的保下了！兵部侍郎王志的赃款总额是二十二万贯，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啊！你怎么贪污受贿了这么多？”看看，王志怎么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现在呢？”，回答：“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重生之少将为妻！”
    为什么在一个刚刚奖励不到二十年的王朝，正在处于朝气蓬勃的大明，竟然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建国只有十八年啊！
    自胡惟庸垮台以后，朱元璋亲自直接管理国家，头绪太多，需要不少帮手，于是身边增加了不少“给事中”等职位，全是些年轻人，数量有好几十，最高达到八十一人之多，整天围着朱元璋身边转悠！用老朱的话，就是“周旋于朕前，从游于殿庭！”这些人，品级不高，七品，甚至是九品，但是权力不小，全是皇帝的助手和红人啊！
    都干些什么？拾遗补阙，给老朱找找文件，翻翻资料；及时记录老朱发表的即兴讲话、发言；编纂老朱正式发表的诏旨题奏；并进行审核校对，防止出现错误；可以对于皇帝提出谏诤；可以评价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必要时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各种考试、册封等重大礼仪场合！与监督各地的监察御史同为“言官”，岁数却比人家都小！
    宜昌人赵勉，中进士前是国子监的学生，洪武十八年与同学钱塘沈溍、山东侯庸、吉安张衡等人一起光荣地位列三甲，考中进士。赵勉则被皇帝朱元璋分配到审刑司吴庸同志的手下见习。任左详议，从而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令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历史。
    与赵勉一起被分配到审刑司的同年进士还有张廷兰，湖广澧州人。与赵勉当时算是一个省的，同属于楚人老乡。审刑司的编制，一共八人，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详议各三人，正七品。左审刑缺编，所以右审刑吴庸同志算是这里的负责人，尽管在蒙元时代他就曾在河南当过中书省左丞，但是现在拿的只是大明正六品官员。和几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们一起工作。每ri里紧张地批阅卷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谁该杀，还是驳回重审，全靠吴庸、赵勉、张廷兰等人的审定。随着皇帝整顿经济秩序的深入，各地案件立案像雪片般飞来，可以想见这些人，工作压力有多么大，是多么的焦头烂额！但是。吴庸、赵勉、张廷兰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强力的经济整顿，激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对浪cháo。口诛笔伐“朝廷罪人，玉石不分”！这种风起云涌的反对浪cháo的强大终于连朱元璋也承受不住了，需要向民间示好。该怎么办？需要有人来作出牺牲。缓和民间的这种强烈敌意。结果倒霉的吴庸被牺牲了！被凌迟处死示众！
    接着在两个月后发布了《六部赃罪诏》，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么一句。“福建道御史余敏、北平道御史丁廷举、广东道御史吴真，各人为见。问出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迟示众。”
    吴庸、赵勉、张廷兰等的终审之下，究竟有没有被误杀之人？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反贪行动，系狱者数万，误杀肯定难以避免，比如句容县伪造大明宝钞案中，杀了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被误杀的？兴许朱家巷村就有被误杀的！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审刑司，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或者说jing力参加审讯，不过是不断地翻阅从刑部、大理寺呈报过来的卷宗，发现疑点，最后把关而已！如果杀错了人，责任都在他们身上，那么刑部、大理寺又该担当什么责任？先是大规模士子动荡，杀了郭桓、余熂，连软带硬平息了学cháo，应崛起的参加科举的士子的巨大热情，大力惩治**！然而，反贪行动一大规模开始，不可避免的反贪扩大化又在五、六月份逐渐引发强烈的反对浪cháo！洪武十八年，大明风雨飘摇啊！朱元璋在短时间内也不能一手遮天了。
    据庞煌在皇宫的内线传出的消息，有一段朱元璋皇帝向身旁的那些年轻的给事中们絮叨，“朕夙兴视朝，ri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ri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
    又开始絮叨，“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这些话显然经过了记录者的粉饰和文言化，原话应该是比较口语化的！这说明，这段时间，朱元璋是jing神高度紧张的一段时间，形势可畏呀！
    吴庸被凌迟处死的ri子，距离他作为钦差专门审理郭桓案前后不过三个月。为什么老朱选择吴庸而不是赵勉、张廷兰两个新参加工作的学生作为凌迟为群众泄愤的对象，可能有二：一，吴庸岁数大资历深，在朝野还有一定的影响；二，赵勉、张廷兰等属于前国子监学生，是新近士子中的佼佼者，杀了他们相当于打击了本届士子的热情;白露为霜。
    必须作出抉择时，皇帝只能选择牺牲吴庸！那么是什么力量，迫使老朱不得不违心杀了吴庸！缓和矛盾呢？
    老朱已经是五十八岁，长期在紧张、恐怖中度过自己的开国创业生涯，洪武十八年的老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被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了！老朱如果在两个月后突然死亡，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毕竟秦始皇四十九岁，汉武帝六十九岁，唐太宗五十岁，宋太祖四十岁岁，成吉思汗六十五岁，当皇帝，尤其容易短命！这样身后的事情已经悄然上升到议事ri程。而朝臣们已经开始悄悄站队了！有远见卓识或者说居心叵测善于政治投机的聪明人已经在感情投资了，比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建仓还要早。长线投资嘛！
    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三十岁。秦王二十九岁，晋王二十六岁，燕王朱棣二十五岁。普通人家，兄弟之间那是手足情深，但是在皇家兄弟之间，感情虽也有，但是就不那么单纯了。
    而这就是洪武十八年郭桓案爆发的原因，开始的目标十分明确，直指北平省！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吴庸等办案人员把大明的盖子一揭，苗头转而直指浙西四府，这个经济最发达，经济问题也最严重，太子朱标支持者众多的地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江南一党，在如今的大明朝堂之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时让人推崇和艳羡。江南大儒，道德文章，才子佳人，琴棋书画。有时让人讨厌和歧视。如辎铢必较，工于心计，yin柔软弱。
    但是在大明建立初期就一直被淮西一系压制的死死的。就连他们的代言人刘基、宋濂和汪广洋等人，也分别遭受到了淮西一系官员的暗算。
    江南地区的核心代表是所谓的“浙西四府”。即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早在南宋末年，为了挽救zhèngfu财政危机。制止恶xing通货膨胀，缓和阶级矛盾，获取抵御元军大军压境的财力，丞相贾似道冒着巨大的阻力，在“浙西路”搞试点，推行“公田法”土地改革，国进民退，以保证佃农以较低的价格承包到土地，保障生活。
    贾似道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效果明显，为宋军喘息获取了物质支持，就是到明朝初年，“浙西四府”即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与此也是分不开的。但是，贾似道始终被地主为基础的江南士大夫们定格为jiān臣！可见，江南地主阶级的是非观，与国家利益的是非观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他们只在乎谁动了我的nǎi酪？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剥夺并代替失去话语权的佃农发言！
    在明初淮西派、浙东派之间激烈斗争时，浙东派明显处于下风。但是，淮西派出身的丞相胡惟庸对于江南包括浙东派伸出橄榄枝，弥合两派分歧，经常出面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使得看不起胡惟庸的刘伯温迅速孤立，在家乡都难以立足！
    胡惟庸时代推行严格的税制，保障国家税收，一度令江南地区怨恨，但也有人借此盘剥获利，向下层没什么话语权的佃农转嫁。
    而胡惟庸被定罪为谋反杀头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自己亲自开始处理各种事务，经过六七年的琢磨，让朱元璋终于找到了部分规律，手腕开始硬了起来。
    洪武十八年前的“松”，洪武十八年的“紧”，反而让江南一党怀念起胡惟庸时代有规律的“紧”来。所以，尽管屈服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朱元璋牺牲了吴庸，以讨好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派，缓和矛盾。但是，社会上却弥漫起了为“胡惟庸”翻案的热cháo。
    吴庸被凌迟处死，老朱的退让，意外地引发了胡惟庸翻案风波，为胡惟庸鸣冤叫屈，应该是民间胡惟庸的同情者认为可以伺机翻案的最佳时机。
    果断换下户部尚书徐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