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唐》第七十六章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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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侍郎，我哪里做错了？”西门翀依然没有看到关健的地方。
    “岂止是做错了，简直错得离谱……”狄仁杰叹息道。
    也没有多怪西门翀。
    做官要分几等，一般才到官场，特别是寒门子弟出身的，皆想有一番作为。但在官场上不是有作为就能上位的。然后到开始逐步领悟，有的官员慢慢会悟过来，原来不是我做了多少事，就能继续升官，还要对上司巴结，同僚勾心斗角，下属拉拢，以便对自己声援。有的官员就是在这个脱变的过程中坠落的，再加上权利带来的各种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丧失了本性。这类官员除了遇到一个**的朝廷，一般很难有作为。毕竟上层的官场，想提拨一名官员上位，也要看一看这个官员的大约品性。若是连这一点都不顾的话，这个国家也等于完蛋了。要么就是没脱变，依然是愣头青的官员也难以提拨，示看海瑞。或者包拯，他遇到了一个好皇帝，再看他的同年（同榜进士），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然后在家中又为父母守孝十年，在重视孝道的宋朝意味着什么？所以一进仕途，就象做了火箭一样。而且他的不变通，也做了许多对宋朝不好的事。
    第三类知道构筑一层关系网，这一点狄仁杰到四十多岁才醒悟过来，才主动找到太子前来投奔，并不单单是看太子爱民神马。这个关系网也不一定用金钱来维持，这是下等的关系网，也有很多方法的，找一个大靠山，或者多拉几个有本事的同好，或者联亲，或者看中人才，在他困窘时伸出手拉一把，或者师生之谊等等。第四类知道权利的真谛，是一个个利益的交织。连皇帝都脱不了这个俗，否则有可能连帝位都保不住。
    西门翀算是不错的，也是一个人才，担任官员时操守也好。可终是年青，虽然跟随太子多年，然而底子薄，没有见识太多官场上的内幕，大约只能刚刚进入第二层境界。这也不是奇怪，自己二十几岁时，与他相仿佛，所以都差点进了大狱。
    太后找到他，也是看中他这一点。
    资历浅，见识少，想乘皇帝不在时，打开一个突破口，但没有想到西门翀送了这个大礼给太后。
    官员收入仅靠薪水，除了高层官员外，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能做到仅靠薪水度日的官员，百不足十。这个百分之十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家庭经济情况良好，不指望这个薪水度日的，升官仅是一种荣誉，否则百分之一都不足。但唐朝立国以来吏治还算清平，真正从百姓头上鱼肉的官员，也不过近半。另外的官员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比如让家仆或者亲戚经营。很多官员都有隐蔽的第二个收入。其一。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收入，比如种宴会，寿宴、喜宴、丧宴，甚至纳妾宴、儿子孙子抓周宴，下级官员与巴结的人总得要送礼吧。其二。最后就是这个火耗。
    这一点很重要。
    甚至有的州县官员，离开它都无法处理政务。西门翀是太仓令，不需要。然而作为刺吏与县令呢？
    比如一些贫困的县，只配有一个县令与县丞，连主薄都没有。然而这些县是最难治理的，最简单要有衙役与文书之类，朝廷也有薪水，但不是官方的薪水，是在地方财政上克扣的。可难治理的地方，想要属下有动力，必须付出足够的薪水。不付出政令不通，一付出能不能公开在财政上标明？不能！所以这些支出，也是从火耗上克扣下来的。
    这些情况自古以来就有之。
    李威还与狄仁杰为此探讨过。
    但两人都略带而过，李威没有深说，也没有办法说。若是朝廷扣克官员薪水，会越贪越烈，高薪养廉，人心无足意，还会贪墨。有一点，李威还没有说出来，朱元璋最恨贪官，他的父母亲、他的两个哥哥都让贪官生生逼死了，于是登基后杀死了几万官贪官，最高时一年放榜三百六十四名官员，一年后六人处死，三百五十八人戴死与徒流，一个也没有挪，但有没有杜绝贪污？
    好象这也是华夏的一个美德，一做官就必须要贪墨，不贪不是华夏人似的。
    原先李威也恨，然而成长到现在，他这几年有三个师父，一是狄仁杰，这是第一个与他讲种种道理的人，第二个是裴行俭，教他军事，第三个是母亲。防范着母亲，也在暗中学习。因此，对此也渐渐看得开了，只要不做得过份，得过且过。
    特别是火耗，更是提都不能提的，这个话题比吞并田地、买卖人口还是一个禁讳的话题。
    不能揭，谁揭谁难堪。
    但两人还谈过一些东西。
    主要是金银宝，金银作为货币系统，正式要到宋朝，但还是不普遍，虽然贸易发达，金银少，只能作为一种准货币系统，甚至不如今天唐朝的江湖地位。到了明朝后，银子多了，才成为明朝与清朝的主流货币之一。
    李威是好意，提前将它弄了出来。也做了种种措施，包括防伪，推广以及提高来源的数量。但仍迅速产生了弊端。
    第一个弊端就是价格的不稳定性，它不仅是准货币，还是一种贵重金属，这点不象纸币，除了做货币能做傻？写字、画画或者擦嘴？从海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然而唐朝经济总量有多大？不是税务，唐朝的均税务只有宋朝的八分之一，别看那么大的疆域。但造成这原因是商税的不发达，以及免税的大户人家太多造成的。类似的还有明朝，比唐朝更穷。可是民间不是如此，顶多悬殊是宋朝的四分之一。一旦得到民间承认，迅速流通，唐朝的金银根本就不够用。况且民间继续需要它来制作精美的器皿与首饰。
    于是价格果如李威派人扬言的那样，一路渐渐上扬。上扬后还造成一种结果，中国人喜欢跟风，价格越涨，越有人将它收藏起来，舍不得拿出来使用了。长久下去，没有官员为了火耗重新融化金银宝，也会有私人为了中间的差价，将它融化。
    还发生了一件事，南洋一个小岛上盛产黄金，不知道怎么让这群海客得知了。但哪个岛屿上有一个佛陀誓的小国家，以前一直没有与唐朝来往，文明也很落后。对海客来说，却是一个大国家，因此几家海客联合起来，对这个小国攻打，经过数次鏖战，终于将这个小国灭掉了，死伤了几百个壮士。对这个不管的。
    狄仁杰担心的是前点。最终金银来源会增加的，然而民间又将金银宝融化，一旦多起来，价格会成下跌趋势。大户无所谓，有的大户甚至比朝廷还要敏感。一旦提前抛售，吃亏还是百姓。那会给百姓带来一场小的灾场，也会造成许多纷争。
    李威很是惊讶。狄仁杰说的正是泡沫理论。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只好说了一句，再过两年看一看，若是情况恶劣，朝廷再做一次调整。对经济学，他也只懂一个皮毛，只能如此了。
    第二个弊端不是火耗，而是税务。
    当时李威为了减少不公平的现象，用了粮帛贡税与钱币贡税两种形式相互使用。不但便民，又公平，还有一些好处，比如同样的一个州县，在南山的必须到北山交粮，可是南山前面本来就有一条小河，粮食装上船了，就能运出去。那么我可以在南山就地将它卖掉，到北山用现钱代替税务。这是局部地区的便利。
    并且按照等分，打了克折，这些克折是抛除运输的损耗的，朝廷最终得到的税务没有变化，百姓却少交纳了大笔的税务。这也等于减轻百姓负担，当然朝廷同样得了实利，一个运输的过程，一个保管损耗的过程，每一年就会节约不菲的费用。
    用意是好的，可实施过程却不是那么回事。
    就如明朝黄宗羲写的书中说过一个问题，无论两税法或者一条鞭法，实施的动机都是很善良的，然而一实施下去，税务却总是在加，也就是农业税务每变革一次，农民的税务都会加一次。又叫黄宗羲定律。可惜李威没有看过这本书，纵然看过也疏忽忘记了。
    这现象后世也有，两个县同样的收入，一个县领导为了政绩，说我们是小康县，哗，升官了。另外一个县怜爱百姓，说我们是贫困县，官不想升了，可是老百姓受益了。那边小康县的老百姓还在奇怪，怎么看也差不多，怎么我们变成了小康，不象啊？别忘记了，你只是老百姓，埋怨不起来的。前者是混蛋，后者也不可取，一个个都怜爱老百姓了，国家要免税，要补贴，国家财政怎么办？最好是实事求事。但有几个官员能做到？并且肯定是前者居多。升官发财才是官员最主要的想法，爱民如子，起个屁作用？
    唐朝亦是如此。
    这个税务节省下来，然而官员却认为老百姓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变相地加了其他的税务，提高自己政绩。他们想法也不错的，你用钱代替了税务，节省了运输劳力与损耗，我有了政绩，你们也没有增加负担。可是不是这样的，比如前者的例子，北山的百姓继续在用实物纳税，损耗没有减少，劳力也没有减少，税务却增加了一倍。
    结果朝廷财政是增加了，肯定是增加了一部分，然而有许多地方百姓开始有怨言了。这个查还不大好查，当然这样做，火耗也增加了，官员私人腰包也越发比以前鼓了。
    对这个李威无可奈何的，毕竟一旦认真处理，会得罪许多官员，在这种政局下，也不是理智的做法。只能等，等他正式掌独大权后再认真处理。
    但危害绝对没有西门翀这项提议来得大。
    西门翀根本没有想到，一是看着难受，二是怕武则天乘机对他打压，太后想打压他简直太容易了。于是抛出这个话题，用作自保。
    但是西门翀还是没想明白，狄仁杰都不想与他谈了，说道：“你去吧。”
    大麻烦来了。
    而且刘仁轨放到长安，表面上是李治借儿子去了西域，对朝堂重新洗牌，他认为自己还有活力，活力四射到了能遍封五岳的地步。大臣也理解，这对父子种种做派在皇室来说，已经是很克制，换作别的父子，十有***早就火拼起来了。然而狄仁杰敏税的直觉告诉他不是如此，朝廷已做了一些大的改动，刘仁轨是帝党最大的牌面，再打发到长安，皇帝会怎么想？
    这种做法很不明智的，但让狄仁杰嗅到一股气息，一股对皇帝很有利的气息，具体的狄仁杰不知，更不知道太上皇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在这时候无论如何也要保住皇帝不能出现大的意外。于是找到了魏元忠，商议了半天，无奈之下，只好想出一招丢车保帅的愚蠢办法。
    第二天武则天就出手了。
    但她没有说话，是李治说的，在行宫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