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398舆论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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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的清晨,空气寒峭,小雪落地即化。
    仪仗举着旗牌在前面开路,后面是执政的元随和拨属宰执的京卫营护兵。几十人的队伍中间护行着一辆四轮马车,光亮的紫色髹漆,侧边的车门上方漆着金色盘龙徽记——是政事堂宰执的官用马车。
    车内坐着礼部参政胡安国，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背倚着靠枕正在看一份报纸。马车行得很稳——自从少府监的煤冶场进行炼焦后，炼焦出来的沥青便被工部用来修路,京城大街原是石板铺路,那些破损开裂的地方都用沥青铺平补平了,人坐在车中很少感到颠簸，而四轮马车也比两轮马车更平稳,很多坐车上朝的官员都如胡安国般,习惯在路上的时间读书或看报。
    胡安国看的是《皇宋官报》。
    官报与《西湖时报》等京城民间大报一样，也是每日辰初（七点）出报，这时正是早朝的时辰，列朝班的大臣们要散朝后才能见到报，比起不列朝班的官员，反倒是后知后闻了——但是皇帝和宰执们是在朝前就看过官报：中书省官报房的属吏会在卯初（凌晨五点）就将才刚印好的官报送抵皇宫和两府宰执官邸。
    官报上除了登载朝廷公布的谕旨、法令、重要官员的任免、典礼祭祀活动、战事捷报之外，还有时事世风评论和经义文章。最近几日的时事评论都是围绕河南十九州的疆界划定谈判，以及延续报道的诸路经界田亩措置、荆湖路和两广路的路政修筑进度、驿政新制评论，没有其他新鲜的。胡安国快速浏览而过，翻到「经义版」。
    今日的「经义版」仍然是议丧礼之制的文章，也仍然是四个版面——登了何涣、苏駉、尹焞、邵伯温四位学者的文章。大前日登的是胡安国、赵鼎、许景衡、勾涛四人的文章；前日登的是李邴、朱震、宋藻、范冲四人的文章；昨日登的是金安节、张九成、吴表臣、苏澹四人的文章。
    “新学，程学，温学，理学，蜀学，浙学……”胡安国取下夹鼻眼镜，揉了揉鼻梁，刻着沟纹的眉间显露出疲惫，“还真是谁都不落下……”
    这些有资格在《皇宋官报》「经义版」发文的都是蜚声朝野的学者，有在朝当职的官员，也有带官身却无职权的学者，如尹焞、邵伯温、苏澹三人，均是只有虚衔的翰林国学院学士，尹、邵二人还任着皇帝经筵的侍讲。可以说，《皇宋官报》的经义版其实就是朝党各学派宣扬和争夺儒学道统的论战之地。
    所以，官报房在设立的一开始就经历了各党派的争夺，最终设置在中书省下，直接归属政事堂直辖，其长贰官员是金安节和张九成，前者属于新学，后者属于程学，职事编撰的校书郎和正字也都来自不同的利益派系，这使官报房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平衡，也避免了执掌朝廷舆论喉舌的中央官报不至于出现一言堂的情况;红袭衣。
    这使得进入朝堂的任何一个学派都难以把持官报舆论，即使有一些优势，这优势也是新学占据——毕竟新学注释的经义已经占据科考和学舍教育有二十多年，但求仕途的士子都多半受新学影响，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而王安石提出的“法先王之法”的变法宗旨，使得除孔子之外的任何经史子集都有可置疑的余地。子夏虽是孔子的亲传弟子，先贤之一，但在宋儒心中继承孔子之学的儒家真传是“思孟一派”（曾子、子思、孟子），地位并非牢固不破。
    更重要的是，宋儒与汉、唐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汲汲于章句训诂，而是着重义理阐发。个人对于六经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阐释自然不同，便分成宋学的诸多流派，至于六经的原义便在不可知之数了。如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有宗师之称的大儒，他们对六经的注释都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今世的宋儒也是一样——有宗师之志的学者都是“六经注我”，即用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
    故而，像苏澹这样攻击先贤的注释，宋儒并不以为异。因为这是求真解，至于这个“真解”是真还是谬，那就见仁见智了。
    苏澹的文章以曾子的“明明德，止于至善”、子思的“诚”、孟子的“义”来诠释孝之道，攻击子夏的“三从之说、不二斩”，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之声；当然，反对驳斥的也有；还有一分为二的，半是赞同半是反对，趁机阐发自家的观点——这就形成了《皇宋官报》在丧礼之争上的“三家共说”局面。
    这对胡安国来说并不是乐见的局面，虽然他私心里并不认为子夏的《传》就是诠释完全正确，个别地方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在“妇人三从、不二斩”这样的“大义”上他还是认可的，因为这与整个宗法制度是相符合的，是不应该变的“常”，而继承先圣之学就是守这样的“常”，而不是“变法为害”。
    但眼前这局面——无论朝堂上的争吵，还是官报引导的舆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边倒的声讨局势，反倒很有向“混战”发展的趋势。
    而士林的清议和市井的舆论也是如此。
    如今士林的清议往往体现在报纸的文辩上，如《西湖时报》、《国学论刊》、《稷下报》、《大公报》、《国子监报》、《太学报》、《文萃报》这些先后雀起的京城大报——程学门人创建的《文萃报》也在其中。
    而市井中的话语权，也已大部分掌握在这些民间大报手中，报纸的舆论又直接引导了市井的议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论比起市井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朝廷传闻出来的言论都要可信得多，经过七八年见证，已经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信用。如今报上的议论纷纭便也引导了市井的议论，因为无法众口一辞，让市井中的百姓们都当看热闹般津津有味起来。
    “好手段啊！”
    胡安国喃喃感叹了一声，即使他心头愀然不乐，也还是要为卫希颜的行事赞叹两声，不愧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帅臣，声东击西的用兵手段，已经用到了舆论之争中。丧礼之争一起，无论朝堂还是士林，谁还将诛伐的重心放在卫名结侣的“有违伦常”之事上？纵然市井中对她二人结侣之事远比丧礼之争的兴趣要大得多，但都是带着小民的猎奇心理，作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资，哪有半分卫道之心？如今整件事情都已经被带偏了，即使胡安国等人第一时间就醒悟过来，也因无法掌控朝野的舆论，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局面形成而无法扭转。
    “造势啊……”
    胡安国又揪了一下眉头，让他真正顾虑的是卫希颜和名可秀二人造势的能力，俨然将舆论引导在手中。
    “势”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古来成大事者，无一不是能成功把握“势”的脉搏。胡安国眉毛垂下来，苍老的眼睛里暗云浮动。
    以他的心智，将这前后的事情串起来，自然看出从东海之战起，卫希颜，确切地说，是卫希颜与名可秀两人就已铺开了造势之局——胡安国不敢小觑名可秀，甚至心底里将这个局面更多地归于名可秀的手段；之后就是名重生的丧礼，士林清议基于居丧不伐的仁义，暂时捺下了对卫名结侣的诛伐，朝堂又因定谥之争也搁置了此事；然其后卫希颜便以丁忧之奏夺走舆论关注，跟着苏澹发文引起丧礼之争，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引导了舆论大势;邪肆魔帝盛宠冷妃。
    在这种舆论大潮中，就连枢密副使种瑜是名重生弟子、当世易学大儒和国学士苏澹竟然师出花惜若门下这两桩大事也只引起了人们一阵惊愕感叹后就放过去了——若在往时，单是这两件事做可做许多文章了。而现在，胡安国即使想在上面动些心思，也要顾忌会引得舆论更加混乱，而让卫、名二人浑水摸鱼更得利了。
    胡安国不得不权衡利弊。
    让他顾虑的事情还不止于此：理学的逐渐壮大也让他感到了威胁。
    这个基于“格物致知”建立起来的学派，是从“知行论”的论辩会之后才进入了士林的眼目，但最初还没有引起胡安国等人的重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家眼中，前者才是对大道的诠释，而理学派宣扬的“格物致知”则别开蹊径，走的是以实证道的路子，在胡安国等儒家看来，是“形而下者谓之器”，先器后道，路走歪了，只能鼓惑一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和喜欢器物争奇、不事正务的宗亲勋贵子弟，不足以对儒门其他学派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随着理学派的壮大，它融合众家学派——初被儒门诟病为杂揉之学——的优势渐渐显现出来，譬如：它以张载创立关学的“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理学的立学宗旨，比起新学的“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程学的“存天理、去人欲，伦理纲常为政”、温学的“以德为政、安民节用”立意更加深远，也更加具体，不仅在凤凰书院学子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子监和太学中也有了一批拥护者。
    而提出这四句的张载创立的关学之所以没有成为本朝的“显学”，主要在于张载一生都未能入朝，致使他的学说囿于关中一带，而在他过世后又无得力弟子承继发扬，半数弟子渐渐转入新学和程学，以致关学势微，也让他提出的这四句“大道之义”未能在儒门中显扬——反而是在宋代之后成为人们颂扬的名句。但理学不一样，它在朝有陈旉（司农寺）、沈元（军器监）、韩行俭（司天监）、陆宸（少府监）这些寺监之首；又有任帝师的邵伯温，有掌持《西湖时报》和《国学论刊》的国学士苏澹——这二位都是半脚在朝，半脚在野；还有完全不入朝的名望之士，如蔡发、沈晦、萧有涯、李清照，等等。而有了这些实权官员和朝野名士加入的理学，对儒门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张载独木支撑的关学可比。
    而且，理学派又融入了邵雍创立的先天学派的象数学，所以一开始就有邵伯温的加入；融入了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这三位“一时儒宗”的经学致用、富国强兵之道，支持变法，赢得了朝中以丁起为首新学一党的好感；融入了司马光温学提倡的“务实践真”论，得到了温学之首赵鼎的支持；又因提倡“义利并重”得到了新生学派、以事功为论的浙学一党——以户科给事中许景衡、侍御史吴表臣、福建路转运使陈桷为首——的示好，使理学增加了朋友，减少了敌人。
    而理学与程学虽然在治学方式上的“正心诚意”上有相通之处，但理学宣讲的“气在理先，天道不以人理而更”的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