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394君臣情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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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入棺椁中，灵堂设在名花流京城分舵，分别设了四个祭拜灵堂，方便各方人士悼祭。讣告停灵七日，往来拜祭人员不绝，有武者，有商贾，有士人官员，也有普通的临安百姓，都是受过名花流恩惠的坊郭民众。在武者和士人官员祭拜的两个灵堂中，人们见到了身穿白布深衣、随同名可秀一起行孝礼的卫希颜。眼见得结侣的真人在此，那直面冲击的感觉与看报听报所得大不相同，让人瞬间空白，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有“天作之合”闪念而过，即使之前非议两人结侣的那些士子和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气度风采，珠联璧合。
    至停灵第三日，以宰相丁起为祭告使的众位朝臣联袂而至，携旨而来。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关于谥号之议——
    从宋代起，文臣的最高谥号是“文正”，武臣的最高谥号是“忠武”。
    “文正”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宋代之前，“文”字后面带的字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如房玄龄谥号“文昭”，姚崇谥号“文献”，狄仁杰谥号“文惠”，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腹黑红颜闯异世。
    到了宋朝，为了避仁宗赵祯的名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就历史渊源来讲，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而言，还是应该区别待为好。魏征谥号“文贞”应该是“清白守节曰贞”而定，这和正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文正”的发扬光大是从仁宗时代起。当时宋仁宗想赐谥他的老师夏竦“文正”，结果朝臣纷纷反对，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
    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
    从这次争论之后，文正被士大夫所重，而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
    自司马光以“文正”为最美被士大夫接受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
    比如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
    再论武臣谥号，狄青很冤，是被文臣猜忌而死，仁宗要定谥“忠武”，被一帮文臣给拧了，最终定谥“武襄”。又如岳飞，谥号“武穆”，这是宋孝宗时定的谥号，到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所以，正经的来说，岳飞应该是岳忠武，不是岳武穆，“忠武”是最高谥号。
    又论：单谥和双谥。
    单谥“文”和双谥“文正”，究竟谁的规格比较高呢？
    唐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五人：韩愈、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
    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三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宋代谥号“文正”的，有八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郑居中、苏轼。（很多宋人士大夫认为：唯范仲淹、司马光、王旦应为文正，其余五人应是文贞，为避仁宗讳而为文正）
    很难说“文”和“文正”哪个更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来评断一二——
    太常寺合议时说：“公（指欧阳修）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阅读行状，考按谥法，说：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但是，太常寺卿说：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人又合议，说：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 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陛下你死定了。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 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于是，遂定谥上奏。
    单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
    但又有说法言：当时的太常寺卿与欧阳修有矛盾，所以定谥时损了他一把，没能定成“文”。
    又据说：欧阳修私德不修，有两桩丑闻，所以影响了他的定谥。
    第一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宋代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是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
    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他的政敌钱勰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第二件事更严重了。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没想到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件事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不过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这两件事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要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过了几年，就去世了。定谥时这两桩事被太常寺卿给翻了出来，影响欧阳修谥号“文”——从这么来看，似乎单谥“文”又比双谥高。
    然而究竟何为真相，争议颇多，也无法就此断定“文”比“文正”高。
    再看朱熹定谥时，刘后村言：“（朱熹）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韩愈）之谥谥公。”——按此理解，“文”的谥号是比较符合朱熹的道德文章，而忠字则不及，和朱熹一生的官运联系，确无大忠之事表现出来。
    某西个人认为，谥“文”之人有个规律，就是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昆体"诗歌主要人物杨亿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名气较小的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或许可以由之认为谥“文”，是以突出表彰学问上的造诣？而在政治上的功绩不显著，故而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是特例，即主导熙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这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臣，为什么也是单谥文呢？
    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王安石的谥号“文”是哲宗定的，当时新旧两党的势力仍然在相互抗衡，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支持旧党的高太后的存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王安石的谥号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无论“文正”还是“文成”，旧党都不同意王安石定此谥，“文正”是要德才兼备、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旧党认为王安石敛财，失君子之德，又乱法害民，不足以为正。而“文成”的成有安民立政之意，显然旧党认为王安石也是不具备的。于是，最终单谥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