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情感》心灵之歌第1188章：铁列克提之战（12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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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列克提之战（中篇）张宝同
    “我到塔城军分区开证明时，塔城军分区的首长考虑到人言可畏，建议我离开那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农村，到县城里工作，并准备把我安置在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急着要向乡亲们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所以，我回绝了军分区首长们的建议，毅然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慈圣公社孔庄村。
    妻子和家人都埋怨我不该回绝军分区的好意，因为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好得多，一旦当了工人，在县城里工作，也就从此脱离了世代为农的辛劳与贫困。但家人的埋怨并没有让我感到后悔。我想别人都怕当农民，我就不怕。当农民咋了？不就是辛苦一些，贫穷一些？可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穷苦吗？
    我开始埋头劳动，虽然我身上有伤，遇到阴天冷天就会隐隐发痛，但是，生产队里的重活和累活有啥我干啥。每当感到苦感到累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战斗时在负伤时的情景，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的战友们长眠于世的悲痛。于是，再苦再累的活都感觉不再算啥。
    我是村里最早开始出来做生意的，那时还是七十年代，文革还未结束，做生意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投机倒把’，是要抓起来批斗的。可村里人知道我是伤残军人，也不管我。我卖过铝锅，挑着担子走街穿巷，足迹遍及城乡，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可是，那时，人们都穷，买一个铝锅，修修补补能用一二十年，所以，我的生意并不好，跑上一天，也挣不来多少钱。
    我就开始贩牛卖马。牛马是农村人耕种和交通的工具，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人一般都没有牛和马。每个生产队里也都有专人管理着牛马，所以，这种生意更是不好做。没干多久，我就干不下去了。接着，我又开始养鱼，可我并不懂得养鱼的知识，只是觉得养鱼能赚钱就大着胆子干。结果，还是啥钱都没挣到。我还干过烧砖，可是那时人们还都很穷，一间破房能住几十年，就是年轻人结婚也很少有人盖新房。所以，我烧的砖也没有多少人要。那时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私人从事做生意和做买卖，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会好。因为市场对私人做生意打击得很厉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还是两手空空。
    一次，妻子生病，医院给抓了几副中药，可是，家里没有熬中药的药罐。我来到公社街上的杂货铺，看到一个药罐，一问要一元钱一个，可是，我身上才只有几角钱。没办法，我只得回到村里去借钱。那段日子真是很难过，整天发愁，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我就啥都不干了，老老实实地回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这种日子富不起来，但总算饿不死。只要人家能过得去，我们家也能跟着过得去。
    “回到了家里，远离了军营和部队，远离了战场和战友，虽说在部队里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说，一说心酸”，但往事却常常在梦中浮现。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死去的战友，其中尹清启和李连祥是我怀念最深的两个人。我和他俩的关系最好，几乎天天形影不离。每想到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流泪，为此，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六九到塔城，为国当了兵；铁列克提战，我寡敌兵重；子弹密如雨，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泪水如泉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的境况也开始好起来。那时，我在温州摆地摊卖辣椒，生意还不错。开始，我一天只能卖出10多斤或几十斤。可我脑子活，善于观察，发现来买辣椒的大多都四川、贵州和湖南人，而这些人在温州的数量极大，辣椒生意的市场和潜力也很大。于是，我考虑我们河南柘城县是辣椒产地，种出来的辣椒质量好，价钱便宜，就动员老家的人大力种植辣椒，种出的辣椒我全部收购。为此，我把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带到了温州，租赁了一个大型恒温冷库，开始进行辣椒的批发和销售生意。
    做生意最讲的就是信誉，而信誉的保证是质量。为了保证辣椒的品质和质量，每到收购辣椒的季节，我都要亲自验质、亲自采购，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渴了喝上几口凉水，饿了就吃包方便面，从不让别人代劳。有一次，我发起了高烧，挂了吊针。家里人让我休息，可是，别人把关我不放心，于是，我就折了一根树枝，把吊针瓶绑在枝头用胳膊夹住，边输液边继续收购。
    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包揽了温州市的全部辣椒市场，家乡柘城的辣椒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我又把我们河南其他地区，还有安徽、山东和山西等省的辣椒也都收购过来。每年收购和销出的辣椒达1000吨以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我还与4个子女组成了7辆运输辣椒的车队，全家月收入8万多元，年收入达100万元。
    生意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高兴，可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去年我接到了塔城军分区的一个电话，要我帮忙他们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处境不好，后来又忙着做生意，所以，与牺牲的战友家中几乎没有来往过，这次有机会去他们家中，一是向烈士家中表达塔城军分区的关怀，二来可以看望一下烈士家中的情况。我骑着电动车早起晚归，没黑没白地跑了三天，可是，这些烈士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没有后代，而且亲戚和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经过千辛万苦，我只找到了一位烈士的母亲。
    更让我没有起到的是去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一个补贴参战人员的文件，批单上没有铁列克提战斗，得不到国家的补助，好多的战友都找我，叫我跑这事。因为县里的人对我很熟。我拿着文件找到县委和县政府，与县领导摆事实讲道理，就把参战人员享受补助的条件争取过来了，享受了这个补贴和待遇，就再也没有人怀疑我是叛徒了。
    年前回到老家，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从塔城回来的老乡，他告诉我说根据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规定，当年被苏军侵占并划为铁列克提‘争议区’的那片领土已被划归中国一侧。在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开始再次进入这片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上进行巡逻。
    他还告诉我说，在去年的8.13那天，由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带着老连长范进忠烈士的接班人范军林和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全体指战员一起，进行了铁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那个忠勇山就是当年中苏激战过的无名高地。
    听到这些消息，我高兴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我觉得我们的血真是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