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通俗演义》第87回欲荐贤士王稽献书范雎献策远交近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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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不尽忠直言之理矣。”秦昭襄王见张禄果然肯开口，非常高兴，站起身来，二人回到座位相对而坐，秦昭襄王对范雎说：“寡人久居西辟之壤，孤陋寡闻也，还请先生指教矣。”范雎说：“臣闻昔吕尚遇周文王，身为一渔夫，而钓鱼于渭水之滨，若是者，交疏也。以说而被立为太师，载与俱归之，其言深也。故周文王收功于吕尚，而王天下矣。倘若周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周必是无天子之德，无以成王业也。今臣乃羁旅之臣也，交疏于大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于人骨肉之间，臣虽愿效愚忠，但不知大王之心意。故大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秦昭襄王闻听，仍是不解其意，又问：“寡人三问而先生不言，何为？”范雎解释说：“臣非畏惧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于前，而明日则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子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故死者，为人所必不可免也，处必然之事。若臣死，可少有补于秦，乃臣之大愿也，何以患哉！昔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后卒兴吴国，阖闾为伯。若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者，加以幽囚，终身不得复出，臣又何以忧哉！昔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贤王，乃臣之大荣也，臣又何以耻哉！臣之所恐者，臣死后，天下智者见臣之尽忠而死，则裹足杜口，不肯乡秦耳。大王上畏于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受以迷惑，不明其奸恶，大者宗庙覆灭，小者自身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畏也。若臣死而秦治，乃贤他于生矣。”
    秦昭襄王听罢范雎之言，确实是发自肺腑，便请教说：“夫秦国僻远，寡人愚而不肖也。今先生幸辱至此，乃上天赐以寡人也，以解秦之忧患，存先王之宗庙矣。今先生不弃寡人，必受命于先生也。秦之政事无论大小，上及太后，下至群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勿再疑之。”范雎见秦昭襄王确实是诚心诚意请教，便向其叩拜说：“大王以诚相待，臣岂敢不尽言乎！”秦昭襄王连忙将范雎扶起说：“先生请起！今寡人以秦之社稷相托，万望勿弃，请赐教之。”范雎重新与秦昭襄王相对而坐，这才将自己的安邦定国之策尽述之。范雎说：“秦乃四塞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泾河、渭水，右有陇西、巴蜀，左有函谷、陇阪。奋击百分，战车万乘，利则出攻，不利则退守，此乃王者之地矣。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乃王者之民矣。大王并此二者而有之，足以王天下矣！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当时韩国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黑犬，名叫卢）而搏蹇兔，霸业可至也。然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皆因穰侯为秦谋事不忠，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昭襄王闻听其言，自己之计有失，便问：“寡人愿闻所失何在？”范雎解释说：“穰侯越韩、魏而攻齐之刚、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有害于秦也。臣以为，大王之计意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而今韩、魏与秦不亲，而越韩、魏攻齐，其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于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所得焉，非齐不愿得地哉，而形势不能有也。待诸国见齐疲惫之状渐露，君臣不和，皆兴兵而伐齐，打破之，士辱兵顿，国之危亡，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齐湣王说：‘孟尝君田文为之。’大臣作乱，孟尝君出走。故齐之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斋盗粮者也。因而，臣以为，大王当行远交近攻之策，得寸则为大王之寸，得尺亦为大王之尺也。今越韩、魏而远攻齐，岂不谬乎？且昔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灭之而独吞，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韩、魏地处中国，天下之枢也。大王欲成霸业，必得韩、魏，为天下之枢矣。秦以威楚、赵，楚强则赵附，赵强则楚附。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则韩、魏可虏也。”秦昭襄王闻听点头称是说：“先生所言甚是也。不过，对韩、魏当何以应之？”范雎回答说：“对韩、魏，当以魏为先也。可先卑辞重币以试之，不可，则割地而贿之，亦不可，则举兵而伐之。”秦昭襄王听罢心中欢喜说：“先生良言寡人敬而听命矣。”当即拜范雎为客卿，号为张卿。
    此时，穰侯魏冉命白起正准备再次伐齐，兵马尚未出，便接到了秦昭襄王的旨意，停止伐齐。魏冉与白起不知何故，便入宫拜见秦昭襄王问其故。秦昭襄王回答说：“将士劳乏不可远征，再者胡伤伐赵，战事正紧，须备之。”魏冉与白起不好再言，只好告退。后来，二人才知是有一位叫张禄的魏国人，很受秦昭襄王宠爱，拜为客卿，但不知此人是何来头。于是，魏冉便在群臣之中散布诽言：“张禄乃一布衣，有何能为？大王不可轻信其妄言也。”可秦昭襄王闻听到一些诽言，却不加理会，仍是对范雎深信不疑，开始推行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
    秦昭襄王三十九年（前268年），秦昭襄王命五大夫绾为大将军伐魏，攻取魏之怀邑（今今河南武涉县西南）。秦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秦在魏国为人质的太子悼病死，魏安釐王惧秦国之强，以礼将太子悼送归秦国安葬，而秦昭襄王见太子悼死于魏，大怒，同时也有了再次伐魏的理由。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秦昭襄王再次命五大夫绾为大将军率师伐魏，攻取魏之邢丘（今河南温县东）。
    秦昭襄王用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夺取魏国两处重镇，已是初见成效，对范雎是更加信任，凡是重大事务皆召范雎商议。范雎从此取得了秦昭襄王的信任，站稳了脚跟，便准备实行下一步计划。
    这一日，秦昭襄王召范雎入宫议事。范雎却不言，只是向其示意。秦昭襄王知有大事，便屏退左右侍者，唯余二人。范雎仍是悄声说：“臣蒙大王宠爱，引与共事，虽粉身碎骨无以为酬也。但臣虽有安邦定国之策，尚不敢尽效于大王矣。”秦昭襄王闻听大惊，不知范雎何意，连忙说：“先生何出此言耶？寡人以社稷相托，若有待先生不周之处，可尽言之。”范雎连忙解释说：“大王待臣恩重如山，岂可言不周乎？不过，臣在山东之时，只闻齐有孟尝君，不知有王；只闻秦有宣太后、穰侯、高陵君、泾阳君、华阳君，而不知有王也。夫擅国者，之谓王；能利害者，之谓王；制生杀之威者，之谓王矣。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随意遣使，华阳君、泾阳君等击断无讳，高陵君进退不请。此‘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故所谓无王也。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侍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适伐国，莫敢不听也。战胜攻取，则利于陶，国毙御于诸侯；战败失地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也。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也。臣闻宣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听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授者，嫉贤妒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王计，而王不觉悟，故失其国也。今秦上至诸公卿、大夫，下至大王左右侍者，皆穰侯之人，而大王独立于朝，臣窃为大王恐矣，待万世之后，有秦者非大王子孙也。”
    秦昭襄王闻听不觉毛骨悚然，向范雎拜谢说：“先生所教者，乃肺腑之言也，寡人恨相知晚矣。不知先生还有何赐教乎？”范雎又说：“臣闻，古之善为政者：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也。今穰侯使者分裂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国之势，强征兵士，四处攻伐，战胜攻取，则利于陶；国市币帛，皆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于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此乃古之所谓‘危主亡国之道’也。‘四贵’竭国赢自安，然则令何以得王出乎？权何以得毋分乎？此因大王尚所得三分之一也。”
    秦昭襄王听罢频频点头，觉得范雎所言有理，依当前之势唯有尽早动手，废宣太后，罢黜“四贵”，夺回王权，方能确保秦之社稷也。
    欲知秦昭襄王能否废宣太后，罢黜“四贵”，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