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浮云蔽颓日第三十四章、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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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逖自请交卸兵权，甚至于告老致仕，他这确实是真心话。
    此公少怀奇志，所谋者功业也，想要靠着自己的才能和奋斗，杀一个震撼天下、留名青史出来。其后与裴该一起击楫渡江，先定河南，再伐河北，戎马倥偬，匆匆八年，瞬息而过。这八年间，裴该的心思非一，且越到后来，越谋大局而亲文政，祖逖则一直致力于军事，直到今天，多少也有些感到疲累了。
    尤其这半年来，先捍拒石勒于荥阳，复北渡伐羯，前恐坚城难克，后怕粮秣不继，更担心一旦遇挫退回，裴该将会阵前易将，实在是他平生最为焦虑的一段经历……等到终定襄国，这口气一泄下来，忽觉人生百年，去日无多，我就从没有享过什么清福啊。石勒既死，就连打仗都索然无味了——伐江南？那种肯定赢的仗有意思吗？
    话说人若权柄在手，多半暗生野心，祖士稚也不能外。但此前始终有裴该压在他头上——既为契交，又总朝政，外加门第还比他高，兵力比他强，根基比他厚——乃不便起妄念；其后裴该既然受禅，基本上大局已定，即便自己再想折腾也没啥赢的期望啦。
    ——倘若裴该提前挂了，或者说祖某再年轻十岁，说不定契友之间，也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存在呢。
    故此祖逖此前在襄国庆功之宴上，才会停杯叹息，遗憾自己恐怕再无上阵的机会了——不仅仅朝廷未必放心他再掌兵，而且自己也没什么仗值得打啦。只是原本考虑，河北既定，而下江南尚遥遥无期——这半年多时间从并州到冀州，打了多少恶仗啊，国家岂能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呢——朝廷是一定会趁机改组祖家军的；倘若自己仍在朝中，可以施加影响力，不使那些追随自己百战余生的将吏被边缘化，若然直接退休，那部下的前途就很难保障啦。
    然而裴该一见面就吟诗，还说什么“今日奏凯旋，朕为解战袍”，祖逖误以为天子暗生疑忌之心，这才赶紧表态——我告老还不成吗？
    不仅仅告老，而且不打算回归故乡范阳遒县，只是前往成皋相伴亡母的坟茔——成皋距离洛阳咫尺之遥，方便朝廷监视，那你总不至于再担心了吧。
    裴该见其做此等表态，才觉悟到自己说错话……吟错诗了，赶紧好言抚慰。随即将祖逖等人迎入洛阳城中，即于大殿摆宴款待。翌日下诏，加祖逖上柱国（原为大将军），并加“开国辅运忠勇功臣”号，使接替陶侃为枢密使，登堂拜相。
    其实对于应该怎样封赏祖逖的问题，他还没回来，朝中重臣就已经多次开会讨论了。主要祖士稚的职、爵，原本便已达人臣之极，为正一品元帅、大将军，封范阳郡公，还能怎么升啊？总不成封他个王爵吧？
    好在裴该于历代典章制度颇为熟悉——不仅仅是从前的，也包括以后的——就此抄袭唐、宋、明三代制度，搞了个“功臣号”的新花样出来。
    功臣号始于唐玄宗，赐予部分臣子“开元功臣”之号；代宗时赐“宝应功臣”；德宗因乱逃往凤翔，乃赐扈从禁军官兵“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宋、明因袭。裴该模仿明制，以“开国”冠首，加四字为号，以赐祖逖。
    到目前为止，有功臣号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但大家伙儿估摸着，起码裴嶷、陶侃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就看什么时候上号罢了——陶士行若也有扩土之功，等他凯旋就该有啦；至于裴文冀因是文职，或许得熬到退休。
    无论给予武勋最高的上柱国，还是给加功臣号，这终究都是虚的，那么实职，该怎么给予祖逖呢？裴该跟陶侃商议，说让祖士稚代卿掌枢省，卿为朕外镇，谋划攻打江南，如何啊？陶侃倒是没啥意见，裴嶷等人却纷纷表示反对。
    主要也在于河北之战既毕，接下来肯定要整编祖家军，倘若由祖逖坐镇枢省，必然趁机给予其旧将更大利益和权柄啊——利益、权柄，皆所欲争者也，怎能拱手让人呢？
    直到祖逖凯旋，重臣们于此也还没能争论出个结果来。然而祖逖自请致仕，却也难免使人误会他有以退为进之意……于是裴该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终于使得枢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么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枢密省，弱其权柄。
    枢密省掌军，而尚书省掌民，文武分置，这是从长安行台制度转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尽快把行台机构直接嫁接到中朝来。
    晋制，八公皆有长史，以理庶政，其于武官公或者加都督衔者更置司马，以统筹军事，所以裴该在长安时，才有长史、司马之设。但若行之于中朝，则从司马转化而成的枢密省权柄就未免太大了，军政、军令一体，极易产生一个军阀集团——就好比东条上等兵拜相后的日本那样。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请求更制。裴该一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当初在长安设十二部，分归长史、司马管辖，本是为了文人不能插手军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别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决定，最终都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是么？
    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部、兵部、枢部、警部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进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部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出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还则罢了；既至洛阳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进，寻机进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头有人上奏，请求天子依从古礼。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若还有人以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滴水不进吧。
    终究这个时代仍以儒家为尊，而儒从周礼，则不管骨子里如何创新，只要在名称上复古，亦能一定程度上彰显新朝的正统性啊。
    于是有人提出，《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载，周代兵制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的，此议首先得到了祖逖的认可，继而上奏裴该，华朝也就相应更改了军中编制的名号。不管怎么说，古人以五百人为一旅，唯齐国以两千人为一旅，而今增旅为万众，终究听上去不怎么威风啊。
    于是定下以五人为伍，五伍为卒，五卒为队，五队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在一万八千人左右。
    伍任伍长，卒任卒长，队任队长，旅任旅督，师任师督，军任军帅。其中队以上始有属吏，并置司马，其一师五旅、一军五师，则皆分前后中左右。
    ——什么，纯以周礼，分伍、两、卒、旅、师，且有伍长、两司马、卒长等号？那裴该首先想到的不是先周，而是太平天国……他坚决不肯仿效。
    裴该所设想的和平时期的国家军制，应该以职业士官和部分募兵为基干，杂以义务兵为辅助。因此除地方戍卒外，全国总设十四个军，理论上二十万众，实际上常备五万余，要到战时才扩充满编。趁机即将部分关西和兖、豫的老卒记名军册后，释之还乡，以便恢复地方生产。
    十四军各有名号，分别为龙骧（以旧厉风营为基干）、虎贲（以旧劫火营为基干）、天策、神策、天武（以旧蓬山营为基干）、神武、羽林（以旧武林营为基干）、长林、卫圣、拱圣，以及骁骑、飞骑和静海、平江。其中除静海军驻东海——空有其名，架子都还没搭起来——平江军驻长江（暂驻巢湖）外，骁骑、飞骑皆以骑兵为主，分屯两京，其余十军，四军在京，六军分戍各方，期以三年一轮替。
    此外尚有禁卫一师，多以亲信和贵胄子弟充任，宿卫宫城。
    借着这次变革旧制的东风，首先改编了祖家军——李矩、许柳、卫策三人晋升为军帅——继而将手伸向凉州和幽、平地区。天子下诏，命张茂和刘琨来朝觐见。
    正好温峤奉了刘琨之命，归洛报捷，裴该亲自接见，就问他：“羯贼既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