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浮云蔽颓日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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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对熊远、陈頵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闿，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昇、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宽政无为。”你说得有道理，但还不是时候。
    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那就谁都看不清了。
    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其实枢密省之设，也同样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种手段。
    汉初诸吕乱政，之所以失败，为有周勃在也。只要运用得当，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
    “或谓晋乱之时，武夫跋扈，劝天子勿置枢密，可稍稍制约武人。然我以为，天子置枢密，非重武也，实限武也。古来出将而得入相，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对政事几无置喙处。由此既加军衔，则与文政无涉，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无可复见。
    “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
    长安新城遥遥无期，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长安学校仍然保留，作为太学的分校，且将来二都并立，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再自关中赴洛——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说唯大将班师，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这“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局，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即便真是远见卓识，倘若准备不足，施行操切，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那就变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裴该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