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浮云蔽颓日第二十五章、宁便民而不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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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岳原本打算，若是苏峻强攻拿不下合肥城，那我就只能用水师去攻合肥水门了——多少还是有些胜算的。只是如今华援已到，军又齐整，则我军即便拿下合肥，又有什么意义啊？
    合肥城位于江、淮之间，临近巢湖，周边虽然多是平原地形，水网却相对密集，理论上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故而三国时代，始终是魏、吴争夺的焦点。满宠因之而废旧合肥城，挑选地势更险要处，建此合肥新城，堞高橹密，实非易取之处。
    王敦此次北伐，完全是因应苏峻所请，复听从了钱凤所言，来趁乱占便宜的，故此发兵不足两万，其实并无深入华境的决心。倘若苏峻食言不肯来援或者起码配合呼应，则原计划止步于巢湖以南地区，争取只吃下一个庐江郡；是因为苏峻率三万兵马来合，这才有了强攻合肥，进取淮南的信心。
    然而华援已至，青州兵又已败退，邓岳自思，我即便拿下合肥，也不敢再前出一步，且还需留兵驻守。合肥位置很重要，必然成为长期争夺之处，但以江南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不宜跟华人拼消耗啊
    于是遣人禀报王敦，建议撤兵，独留苏峻守在江北。
    数日之内，双方对峙不动，青州军残部和晋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陆衍顾虑到施水上的舰船，也不便接近岸边。苏峻见此状，不禁慨叹道：“邓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他如今所部士卒陆续跑散，剩下的不过六七千人而已——多是起家旧部，或者东镇后才从青、徐招募上来的——估计靠这点儿人马，不仅守不住庐江郡，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广陵、临淮、下邳等处啊。
    于是亦行文王敦，请求退向江南。
    沈充不建议让苏峻过江，他说：“此子豺狼之性，只可以利诱之，不可寄托腹心，若许其渡江，不便安置，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钱凤却说：“若留苏峻在北，恐亦难久守，则大将军此番出师，近乎劳而无功。若拔庐江百姓南徙，并容留苏峻数千兵，稍有所得，可以振军威，并坚晋王守江之心。苏峻所部多北人，既归江南，人地两疏，有何难制啊？如何会成为国家之患？”
    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我朝在黄县、曲成等处亦抽税，足可抵过。况乎江南豪族，相互勾连，各恃徒党，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复贿上欺下，隐匿财产，偷逃税项。据报，建康从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则是海贸之利，我得其三，敌只得其一，如此好事，岂容废罢？
    “再者，海商自南来，入于青州诸港时，必将建康内情，通报于我；而我将来定南时，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使彼为我内应——此天然之间者也，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
    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交、广和平州、三韩，本来就很偏远贫瘠，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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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
    好比说，他诏下工部，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才开春后不久，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该的意思，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长安城而建的——当然啦，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规制——依从汉、魏旧例，并设置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形制还很原始。所谓“城池”，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不过是围道土墙，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没有庶民的位置。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亦以栅栏自护，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并无一定之规。
    其后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也渐增大，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依然以宫城为核心，官署随处布设，既无皇城，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